学术人物
    傅斯年是我国现代学术界一位富有个性的学者。他终生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在政治方面，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曾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抗日战争期间他奔走呼号，痛斥汉奸，和各种破坏抗战的行为作斗争；带头驱逐孔祥熙、宋子文，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因有“傅大炮”之绰号。在学术上，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是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并兼终身所长、“科学史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还曾担任过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对我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高等教育等都有突出的贡献，因此又有“学林霸才”之雅称。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26 日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被誉为“开代文章第一家”的书香世家之中。他幼承家学，6岁即入私塾， 聪明好学，熟读儒家经典。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16年夏秋之交，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部。初入本科时，崇信章太炎学说，受到北大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的器重与赞许，成为他们的得意门生。
    正当傅斯年潜心国学之时，一场震荡我国思想界、学术界的新文化运动首先从北京大学开始了。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聘请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去北大任教，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先后到了北大，北京大学一时成了专家学者荟集之地。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社迁到了北京，和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以《新青年》为基地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春雷惊醒寻旧梦。傅斯年毅然冲出“旧学”的樊篱，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行列。从1918年开始，他一面积极为《新青年》撰稿，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一面串连好友罗家伦、顾颉刚、毛子水、俞平伯等人组织了新潮社，并于1919年1月在陈独秀、李大钊、 胡适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潮》杂志，傅斯年任主编。《新潮》是继《新青年》、《每周评论》之后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重要阵地。至“五四”运动前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傅斯年以青年人少有的才华与锐气，发表了40余篇内容广泛而颇有见地的文章，鼓吹科学思想，抨击专制积弊，响应文学革新，提倡白话文，对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被推为学生游行总指挥，亲自扛着大旗率领学生队伍到赵家楼，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同年夏天，他在北京大学毕业，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于次年留学英国。
    1920 年1 月， 傅斯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 师从史培曼（Spearmor）教授，主攻实验心理学，兼治生理学、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同时阅读了大量英国的哲学、历史、 政治和文学等书籍。 1923年9月，傅斯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哲学， 兼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比较考古学，涉猎各种书籍，留心诸种学问。
    在英、德期间，傅斯年受到系统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训练，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应首推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学术观点。兰克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学派（亦称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创始人，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奠基者。他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他的历史观点的核心是：史料高于一切，要把历史学变成史料学。兰克有一句名言：“人们一向认为历史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本著作（指兰克著《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不指望这样崇高的任务，它仅仅希望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傅斯年对兰克的这种理论深信不疑，他归国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后曾反复强调：“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輭克（即兰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明清史料发刊词》，载《傅斯年全集》第4册）。由此可见，他的史学主张与兰克学派的密切关系。 如果说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他提供了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态度，那么，实证主义史学则决定了他以后治史的基本特征和路向。
    1926年冬，傅斯年自德归国，被广州中山大学聘为教授，并兼任文科学长（后改称为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翌年秋，他与顾颉刚等人一起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出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他在《周刊》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创办研究所的目的和宗旨：“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1928年，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先生担任院长，傅斯年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年底研究院正式建立，傅斯年被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从此他一生都担任此职，所址设在广州。在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报告书中，他又明确提出了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目的和方向，指出：“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所以，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方向应是：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之整理，乃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他公开举起“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大旗，宣称“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地质学等同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