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文中，傅斯年首先提出了判定历史学进步与否的三条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即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则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材料的范围，就性质方面说，应当扩张到史籍材料以外的材料；就地域来说，应当扩张到汉语文化以外的材料。（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现代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是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
    他指出，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学之所以有“光荣的历史”，就是因为“能开拓地用材料”。后来之所以式微、落后，“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扩充了，工具不添新了”。因此，现代历史学要发展，必须坚持三条宗旨：一是“保持亭林（顾炎武）、百诗（阎若璩）的遗训”，充分利用新旧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的问题”。二是扩充研究的材料。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而要坚持这三条宗旨，又必须反对三种倾向，即反对所谓的“国故”研究，历史学的研究不应当以国别为分野；反对疏通和推论，应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态度；反对“致用”，研究历史旨在求真，它并“没有一般的用处”，所以也不应普及。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提出了这样三个口号：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理智’和其他主张，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被称为“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经过上的重要文献”，被认为具有“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的意义（劳干：《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载《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它不仅在思想上影响了史学的发展方向，而且在学术研究上独树一帜，从而开创了以“考史而不著史”为其特点，以整理、收集和考订材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的一代学派--“科学史学派”的治学风气。在傅斯年的这种治史旨趣的号召下，许多史学家本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的原则，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精耕细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如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陈垣的宗教史研究、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李济的考古学研究、劳干的秦汉史和敦煌学研究、全汉升的中古经济史研究、屈万里的经学研究、岑仲勉的唐史研究、严耕望的中古政治制度史研究等等，都代表了当时学术界最高水平。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路向大大影响了现代中国史学界。而傅斯年在这一学派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起到了“开风气、立规矩、定方法、辟路径的作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第215页）。
    第三，傅斯年不仅对史语所的组织和“科学史学派”的创立，起到了开风气、立规矩、定方法、辟路径的作用，而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对先秦古史、诸子百家、以及边疆史（包括民族史）和明清史进行深入研究，并在史学的具体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史学方法论。
    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相比较，傅斯年一生撰写的学术著作数量是较少的。于是乎有人为他英年早逝，没将全部学问留给后世而深感遗憾；也有人抱怨他过多地从事行政工作，影响了著书立说。但正如许冠三先生所说：“即令长达两百页的《性命古训辨证》不算‘巨著’，仅仅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和准此而推行的现代研究事业，已足够令他名垂史林了。”（《新史学九十年》，第214 页）邓广铭先生也作过类似的评价，他说：“我们不能用著作多少来衡量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即如傅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贡献，都具有开创性的意见和里程碑性的意义。”（《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如他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史前文明多元说以及先商文明高级而又长久说等，都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32年出版的《东北史纲》，其学术开拓性和现实作用更是众人皆知。而且他在其史学论著中论述和使用史学方法，如历史比较的方法、以语言学观点治思想史的方法以及吸收、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等等，其作用和影响岂能以论著的多少来衡量？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学界开一代风气的急进大师，同时他又是颇具传统色彩的知识分子，不能忘情于政治，时常以在野的身份参与政治，指斥时弊。他的信条是参政而不从政。他自己曾说：“我本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544 页）对于这位本世纪初中国史学转型时期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过去我们对他的史学活动的评判，带有过多的“左”倾色彩和政治意味。现在傅斯年已辞世45年，“在其恩将尽之时”，我们应该对他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客观的、冷静的分析和总结，以还其本来之面目和地位。
    附：傅斯年主要论著目录著作：《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出版。
    《性命古训辨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出版。
    《傅孟真先生集》，台湾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
    《傅斯年选集》，文星书店1967年出版。
    《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论文：《中国学术界之基本谬误》，《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 年4月。
    《〈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之缘故》，《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6期，1927年11月。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大东小东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5月。
    《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第1期，1930年12月。
    《夷夏东西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1 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1月。
    《周东封与殷遗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 本第3分，1934年6月。
    《〈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2种《史料与史学》，194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