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马克思最初的思想状况中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以下三点“元素”：对“社会关系”性的重视，对个体主体性的重视，对个体与“众”之结合的重视。这些“元素”在这时还是相互分离的，其内容也还是相当稀薄的。马克思思想以后的发展就在于一步步地把握个体主体性和社会关系性的准确内容，并且借助于革命，把它们在现实历史感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1837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迈出了第一步，他放弃了康德、费希特式的割裂现实和理想的主观理想主义，开始接受黑格尔、席勒等人的思想特别是他们的美学思想，“我们已陷进黑格尔的学说，无法来摆脱他的美学观点”。[2] 黑格尔和席勒的美学思想超越康德之处就在于它们具有历史主义的精神，强调对理想的获得必须要建立在对现实“征服”的基础上。马克思在钻研黑格尔哲学的一开始就接受了其中的这部分思想，其本质原因，我认为，就在于那种虔诚主义的方法论传统。个人对基督的爱不能停在空中，而应落实到个人道德实实在在的提高上。跟这一样，对理想的向往也不能凭空，而应落实在对现实的“征服”上。这里的方法是相通的。马克思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一部分内容。
    1839年至1841年这段时间，马克思由于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特别注重对个体主体性（精神上的）即自我意识的研究，《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博士论文》反映了这一点。在1835年，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主义是“极其肤浅的哲学”，[3]而现在， 他却倾向于伊壁鸠鲁，从理论发展的线索来看这是不是一种进步？我国理论界传统的解释对此没能作很好的说明。我认为，在这段时期，马克思由于靠近“青年黑格尔派”，因此，其理论兴趣主要在自我意识的阐述上，他以前曾经意识到的一些问题如个人与“众”的结合问题现在却没能加以注意。在这时的马克思看来，面对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只能以“个别意识的主观形式”出现。尽管马克思的“个别意识”与伊壁鸠鲁的不尽相同，但其差别只在于自我意识的内容本身。就个体与“众”的关系而言，马克思这时没有回答。马克思十分赞同伊壁鸠鲁的“并不把状态看得比观念更重要”的思想，因此，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自我意识的观念，而不是自我意识怎么和别的东西相处的状态，正象在伊壁鸠鲁那里只注重原子的偶然性而不去关心原子之间怎么结合的一样。很显然，这是马克思思想中个体主体性的线索得以孤立发展的结果。
    在一年之后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又站在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基础上对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尽管他也提到过个体精神自由的重要性，但这一时期占据马克思思想主要地位的是人民精神、国家理性等非个体的因素。这里便出现了一个问题：马克思是怎么从一年前的对自我意识的强调转变到现在的对国家理性的强调的？我认为这种看来似乎并不相互衔接的现象正好说明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一个特点：其革命性和个体主体性，“社会”关系性之间是相互脱节的。在“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可以通过对自我意识的强调来表明其革命性，而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又可以把其思想的革命性和对国家理性的强调结合起来。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这时的思想只具有“批判”感而没有历史感。我们知道，19世纪的德国被一种要求实现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意所笼罩着，马克思自然也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因此，当要寻找一个批判现实普鲁士国家制度的支点时，其思想尚未具有历史感的马克思必然会想到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国家观，这也是他思想中“社会”关系性线索的自然延伸。
    然而，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并不是灵丹妙药。随着“苦恼的疑问”的加剧，从1843年3月开始， 马克思接纳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思维方法，“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4〕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历史感，他甚至把宗教的更替看成就是历史的发展；二是个体与类的直接同一。马克思在1843年夏至1844年期间受到费尔巴哈以上两个特点的很大影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是从个体与类的直接同一出发去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由此只能要求产生这样的国家制度：它是一个决定性的起点和原则，它本身具有和意识的发展一同进步、和现实的人一同进步的能力。但是这只有在‘人’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的条件下才有可能”。〔5〕这样的方法论前提必然也决定了其思想缺乏历史感。马克思在这段时期就是这样，他把现实的发展视为异化，把革命视为对异化的克服，而真正的“人”的发展却是和这些分开的。从《论犹太人问题》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在这一层次上的。另外，到1844年初为止，马克思还没有涉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层次，即还没深入到人的物质活动的领域，马克思的眼光还只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这也决定了其思想必然不可能有什么现实历史感。在抽象的“人”的领域，个人与类的直接同一也就很自然的了。黑格尔在“劳动”基础上的个体与类的矛盾统一的思想尚未引起马克思的重视。
    从1844年上半年开始，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即开始涉足人的物质生活领域，这为他理顺个体、类、革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然而，前进之路是一步一步的。
    首先我们来看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写的两本著作：《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在这里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已经深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层面。不管是在对抽象的类活动的论证，还是在对现实的异化劳动的批判上，马克思都注意到了劳动活动的两个方面：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关系。尽管现在马克思还不能理清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但它毕竟为最终科学地界定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打下了基础。2.加深了对个人与类的关系是建立在“活动”基础之上的认识。尽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进步”在个人与国家相互统一方面的重要性，但只有在已经研究了物质生活领域的现在，他才真正把握住了劳动活动对于解决个人与类之间关系的必要性。当然，马克思这时正面肯定的劳动还是抽象的，真正的现实的劳动还被他视为“异化”而加以批判。3.已经看到了个体与类（“社会”）之间的二层关系：一是在真正的“人”的社会中的直接同一，一是现实社会中的矛盾统一。在抽象的（理想的）“人”的社会，马克思认为，个体与社会是直接同一的，“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6〕马克思甚至还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作者注）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7〕“直接同一”， 这是费尔巴哈的“话语”。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异化的）社会中，马克思认识到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工人作为一个个体，他要生存，就必须要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矛盾的关系，即他必须要被剥削，“他首先作为工人，其次作为肉体的生存，才能够生存”。如果一个工人只希望与社会发生直接同一的关系，那么他最终必然被饿死。资本家也一样，他要生存也必须与社会发生矛盾的关系，即他必须去剥削工人。当然，工人与资本家在这种矛盾关系中的感受是不同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异化的“活动”与“状态”、“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与“理论的态度”之区分。〔8〕“矛盾统一”是典型的黑格尔的“话语”。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工人与资本家关系的论述跟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主奴关系”的论述是很相似的。在黑格尔看来，劳动使人得到了发展，奴隶制造事物，但同时也造就自己本身。作为劳动的结果，奴隶的意识便凌驾于自己先前的低下水平之上。奴隶达到了自我意识，达到了对这样一点的理解：他不仅为了主人、而且也为了自身而存在。主人在享受奴隶给他创造的东西时，他便陷入了完全依赖奴隶的境地。而奴隶在造成事物时，他却获得了不仅对事物，而且对自己的主人的统治。结果，他们的关系被倒转过来：主人成为奴隶的奴隶，而奴隶成为主人的主人。主人展现为奴隶，而奴隶则在自己的实现中成为与原来相反的人。奴隶的地位导致自我意识的产生，导致争取自由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