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时代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洛赫被纳粹分子杀害，费弗尔则继续为壮大年鉴学派而努力。战后，年鉴学派逐渐在法国史学界取得了主导地位，其活动中心也由斯特拉斯堡大学移到了首都巴黎。1946年，《年鉴》杂志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1947年，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正式成立了经济和社会科学部，即第六部，它成了后来年鉴学派跨学科和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
    1956年，布罗代尔就任第六部主任，同时也成为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人们将布罗代尔任第六部主任的这一时期称为布罗代尔时代。布罗代尔是年鉴学派的杰出代表，他不仅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还带领年鉴学派走向了成熟和辉煌。
    令布罗代尔蜚声法国史坛乃至国际史坛，是他在194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地中海与菲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很快，这部书成了年鉴学派的经典著作。在《地中海》中，布罗代尔提出了“地理·历史结构史”。他在序言中说：“关于历史与地理空间的联系，可以说没有比地中海这个直截了当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了。特别是十六世纪以来，地中海与人类的关系得到了如此地扩展。它的性格是错综复杂的、难以把握的、又是独特的。”⑥地理和历史结构通过时间而集中表现出来，这就构成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地中海》是部总体史著作，布罗代尔根据“长时段”理论将这部总体史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的是人与其环境的关系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流逝几乎无法被察觉，在这种历史中，一切变化都十分缓慢，这是一种由不断重演、反复再现的周期构成的历史。”⑦这种历史几乎不受时间的影响，也就是“长时段”下的结构的历史。第二部分写的是情态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时间虽然缓慢却能感觉到它的节奏……我们可以称它为社会史，即人类群体或集团的历史。”⑧它是蕴含在“中时段”中。第三部分“注意传统的历史，……即事件的历史，……它是最激动人心的，最富于吸引力的，但也是最危险的。”⑨这部分的历史是“短时段”中的历史。以上三个部分分别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别时间”相对应，揭示了整个地区、整个时代的历史。前者是作者最关心的，因为结构和事态是事件赖以发生的基本场所，而过去的史学家往往忽视结构和事态的历史，即“长时段”的历史。在布罗代尔看来，现代的历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只有在历史研究中注重结构史的研究，历史学才能摆脱困惑，跨入一个新的纪元。正如波兰历史学家耶日·托波尔斯基所说：“年鉴学派研究方式的新颖之处，在于集中注意结构研究和解释时期内的事件，这就使描绘出变化的‘形态’，即一定的事态成为可能。”⑩
    如果说，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一书中只是初步提出“长时段”理论；那么，到1958年《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的发表，则使“长时段”理论臻于成熟。该文从理论上阐述了不同层次的历史时间在总体史研究中的意义，在布洛赫和费弗尔思想的基础上融进自己的创见，建立了系统的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
    布罗代尔时代是年鉴学派的鼎盛时期。该学派的两大基础，一是提倡总体史学，二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实践。前者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后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二者共同构成了年鉴学派的史学体系。从总体上研究历史，客观上要求运用除传统史学的各种方法外的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二十世纪上半叶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历史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能。年鉴学派正是在这一契机下，广泛地开展跨学科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学的现代化进程。
    在年鉴学派早期，布洛赫、费弗尔就很重视历史研究的方法。布洛赫采用回溯复原法，从时间上逆向研究历史；费弗尔运用心理学方法，进行历史研究，《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是法国心理史学研究开创的标志。到布罗代尔时代，年鉴学派的史学家更是大力采用各学科的方法。《地中海》一书本身就运用了地理学、气候学、社会学、人种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此时，历史学家对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联系是必要的这一点已不再表示怀疑。巴勒克拉夫也认为，“当前（历史研究）趋势的主要特征又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而在过去，历史学一直被认为是与社会科学相对立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正是年鉴学派的首要成就。”（11）显然，这句话中还未将自然科学包括进去，也许是巴勒克拉夫的一点疏漏。计量研究方法的运用，可以说是布罗代尔时代史学方法上的又一大特征，它使年鉴学派的史家在将叙事式历史转变成分析式历史有了较为科学的依据。
    经过年鉴学派的努力，历史研究更加深入、科学，然而客观现实却不断地要求年鉴学派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年鉴学派经过短期的鼎盛时期之后，又不得不开始新的征途。
    时代的前进与年鉴学派的嬗变
    1972年，布罗代尔退休，辞去了法兰西学院院长的职位，同时辞去第六部主任的职位，从此“交接班的时刻来临了，新一代学者取得了领导权。……权力被分割开来，这位年鉴大师所起的统一作用消失了。”（12）年鉴学派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虽然有勒高夫、拉杜里、弗雷和马克·奥热等领导人，但他们中没有一个能象布罗代尔那样，再把年鉴学派这一松散的学术组织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正如勒高夫说的，“我们（年鉴学派）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们仍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13）在新的阶段中，年鉴学派正在走向衰落吗？只有事实能说明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勒高夫为首的学者打出“新史学”的旗帜，从此，人们开始将年鉴学派称作“年鉴·新史学派”，或“新史学派”。“年鉴·新史学派”也有自己的代表作，如勒高夫、夏蒂埃、勒韦尔编的《新史学》，勒高夫与诺拉合编的《创造历史》。在“年鉴·新史学派”的代表著作中，他们继承了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不断地更新，虽然这一阶段的理论显得形式多样，甚至繁杂，但年鉴学派在最初形成时，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历史研究开辟蹊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年鉴·新史学派”的理论正是年鉴学派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从费弗尔到布罗代尔，两代年鉴学派的史学家都很重视心理史学的研究。在“年鉴·新史学派”时期，费弗尔倡导的集体心理分析发展成为精神形态史研究。布罗代尔一贯强调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着重研究结构的历史和形态的历史，事件的历史则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事件的历史正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事件在历史研究中作用的否认，同时也就是对政治史和军事史抛弃。年鉴学派在倡导总体史的同时，又忽视政治史和军事史的价值，这正是年鉴学派与传统史学论战中一种偏见的表现。一旦忽略了事件史，年鉴学派的研究就只能注意到历史的结构和势态，而无法说明社会的变革，丰富多彩的历史将变得枯燥无味。历史研究应该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结合，不能因为要改变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史学而一味追求科学主义，置人文主义于不顾。“年鉴·新史学派”在实践的困惑中，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加以纠正，事件史研究的升温正表示了“年鉴·新史学派”在历史研究中认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