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计算机科学、信息理论和数学引用到历史学领域，通过处理资料和制造数学模型等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在西方被称为“计量史学”。它在本世纪50年代末产生后，即以“新科学史学”自居，大有使史学成为象自然科学一样的“精密科学”的气概，几欲取传统史学而代之；发展到80年代初，它就过了鼎盛时期，进入了自我反思再定向的阶段。在我国，它则刚刚起步，目前只有几所学校的历史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计量史学是以“新科学史学”面貌出现的，我国学术界不免有人想通过计量方法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完全科学化”，对它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有的人甚至认为，用计量方法解释历史可以使史学家超越各自的主观思想、价值观念，避免偏见，从而可能进行纯学术讨论并使争执不下的问题得到客观的解决。因此，充分了解西方计量史学的昨天和今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它以恰当的估价，正确认识它的作用和缺陷，对于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正确运用计量方法显然是有必要的。
    一
    在西方，把计量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领域可以追溯到上一个世纪。由于经济史（包括人口统计学）研究的发展，研究者不再专门去收集帝王将相、英雄美人的逸事，而利用以前从未涉及过的资料去研究大量存在的社会现象，这就产生了对计量方法的需要。19世纪后半叶，有许多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统计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上。英国经济学家罗杰斯的六卷本《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出版于1866-1887年），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马克思曾读过该书的前两卷，肯定了作者对统计资料的运用，说它是“真实可靠的价格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38页注138）。
    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前半叶，历史的计量化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一方面探求计量分析（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努力在社会史和政治史以及其他使用定性分析的历史学科中运用计量的方法。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就是运用统计学来研究历史的。波兰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托波尔斯基曾指出：“该书既包括对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的形成问题）的系统分析，又包括对社会现象的按年表的动态描述；由于始终把计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该书就成为在研究某一特定现象（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亦即在对结构和动态作同样研究中运用统计学的典型。”（托波尔斯基：《历史方法论》华沙英文本第485页）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对计量史学的发展起了带头作用。法国经济史家F·西米昂，特别是E·拉布鲁斯等人培养了整整一代法国“计量的”历史家。“年鉴派”的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计量的。不过这些都还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的计量史学。我们今天所说的计量史学是与科技革命时代的计算机科学、信息理论和数学在历史学中的运用分不开的。
    美国是最早开展计量史学研究的国家，1957-1958年是美国计量史学的开端。当时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家A康拉德和J·迈耶发表论文，论述了历史学中的计量分析的原理和具体方法，并将其运用到美国史的一些具体问题上。1962年美国历史学会成立了研究计量分析问题的常设委员会，此后出版了计量历史学的杂志，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便多了起来。1963年R ·福格尔在美国经济学会上提出《“新经济史学”初释》以后，使用现代计量方法的经济史就被称为“新经济史”。从此，计量方法在美国风靡一时。据福格尔的调查，1966年的《经济史杂志》上有1／3的文章采用了计量方法，1968年则有2／3的文章采用这种方法。他认为由此递推下去，再过六七年，也许100％的文章都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了。接着，计量方法也被引进到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中，形成了“新政治史”、“新社会史”、“新家庭史”，等等。法国计量史学的倡导者是J·马尔克泽夫斯基。 法国的国立高等研究院第六部的历史研究中心，是计量史学的大本营。自1956年“年鉴派”第二代大师布罗德尔任第六部主任后，《年鉴：经济、社会、文化》杂志上发表了大批计量史学研究的成果。60年代以来，在苏联、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中都开展了计量史学的研究。
    60到70年代是西方计量史学起飞的时期，计量史家大有“科学的”历史舍我谁属的自负神气。美国新经济史的倡导者之一D·诺尔特说， 新经济史提出了一条从根本上改造历史研究的道路。福格尔则认为，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黑奴制度史是在可靠的计量的基础上改造整个美国经济史的一个最大胆的计划。当代著名的法国“年鉴派”的史学家埃玛努尔·勒鲁瓦·拉杜里认为，“历史学要是不能计量，就不能自居为科学”。他满怀信心地说：“展望本世纪80年代的史学的前途，可以大胆预言：在这个领域内，明天的历史学家为了要继续存在下去，必须会制定计算机程序。”
    然而，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不仅非计量的史学家发动了对计量史学比以前更严峻的批评，就是计量史学家们也表现出改弦更张的姿态。例如，那位认为历史除非计量化不能成其为科学的拉杜里，在80年代初却要人们警惕：“一味追求计量方法和信息技术，就有把历史推进铁石心肠的技术主义中去的危险”。他甚至认为1950-1970年间“疯狂地推行计量研究的信息技术”是一种“偏向”，应当“以回到（历史）实在和回到内心感情的形式”给它以“纠正”。福格尔过去认为数学方法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主张借助于计量方法以彻底地改造历史学，现在却不得不谈到它的局限性，承认计量并不能使历史变成科学，而只是扩大了史学家所能依据的有充分理由的科学知识的领域。
    至于非计量史学的历史学家的指责就更激烈了。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L ·斯通认为，70年代初的新史学所依据的假设连同“科学史学”一道，已经大部分被否定了。美国的史学史名家G·伊格斯也认为：过去几年，人们对所谓科学史学的核心的计量方法已经表现出深沉的幻灭。
    从计量史学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计量史学的过高赞誉、期待和过分贬抑、怀疑都失之偏颇，应该既看到它的优点，也看到它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