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计量史学的得失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评价是不够的，衡量历史学是否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看它的历史观是否正确。西方的一些评论者也是这样看的，但他们用以批判计量史学的历史观是非科学的。他们对历史研究科学化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持怀疑态度，认为历史所涉及的是特殊的、个别的东西，而不是集体的和统计的东西，历史事件的“价值”或“意义”也是非计量的。伊格斯指出，对本世纪70到80年代的西方一切历史学家来说，历史题材蕴含着意义，意义不能化为纯粹的、能计算的量，而必须去领会。所谓“领会”一词，在历史学中乃是指19世纪德国历史哲学家狄尔泰所赋予它的含义，即指一种内在的、直觉的认识形式，近似于艺术学中的“感情移入”一词。这说明西方史学最近又趋向于回到主观主义、直觉主义。用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萨维斯的话说：“历史和宇宙依旧是深奥莫测的”，“在这个无法预测的宇宙中，混乱与秩序间的区别是主观的东西……对这样一个无法预测的宇宙的挑战的一种反应，是人们对最老的、接近于讲故事的叙事体历史兴趣的复活。”这是70年代后西方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西方史学发展中的又一次路标转换。
    这次路标转换的契机在于历史观的改变，从一些计量史学家的自我批判中可以看出其中的底细。拉杜里在60年代所以竭力夸大计量史学的作用，是因为当时他（以及“年鉴派”的同人）主张轻视“事件历史”而重视“长时段”和“结构”的研究。这种研究途径必然在逻辑上要求和数学或统计学打交道，倾向于计量史学。但是，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年鉴派”要求恢复事件在历史学中的“公民权”。拉杜里1966年出版的《朗格多克的农民》重视环境、气候、人口和计量分析（虽然也注意到社会和政治斗争），而他在1981年出版的《罗马人的狂欢节》却集中注意力于社会和政治事件。所以，他在80年代初对计量史学进行反思时，主张用回到历史事件和内心感情来“纠正”技术主义的“偏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计量史学自始至今的问题是脱离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计量史学家一开始就试图把计量方法的研究同对被研究对象的理论分析结合起来，不过他们所根据的理论只是微观层次的经济理论，而且是资产阶级的。美国新经济史派在形成之初，就受到美国经济学家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 该理论特别强调计量方法的作用，而排斥对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等范畴的定性分析。伊格斯深刻地指出：“美国新经济史家所作的研究中包含着如下的试图，即把经济过程从它们的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网络中抽象出来。”唯物史观认为，应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中去观察经济现象，这有助于对人类经济过程作出整体的解释，认识经济现象的本质。唯物史观是反对“非历史的抽象”的，而计量史学却往往陷于非历史的抽象中。这充分地表现在对美国铁路和黑人奴隶制的历史作用的研究上。
    美国的传统史学认为，铁路的修建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革命性因素，新经济史家对此提出了挑战。他们预先就通过假设的方法低估铁路运输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肯定旧式的水陆运输工具可以起同样的作用。这种假设忽视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铁路修建促进了冶金和煤炭甚至农业的发展，促成了美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铁路不仅是当时最先进的运输工具，并且使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方法得到改造。正是在一些铁路局中最早出现了托拉斯现象，才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所有这些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技术发展曾经造成社会经济上的伟大革命。福格尔等人只着眼于铁路提供的“公共储蓄”的多少，而且其计算方法也是主观的、没有根据的。试想，如果没有铁路，在运输量迅速增大的情况下，水运、兽力车运输的价格怎能和有铁路时是一样的呢？
    在美国奴隶制的历史问题上，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轰动一时的研究结果也是似是而非的。他们为了证明内战前夕南方奴隶制是有利可图和富有生命力的，就利用大量资料和复杂的计量分析技术，算出了1840-1860年间南方奴隶制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2.9％，奴隶主投资棉花种植园每年的平均利润为10％-12％，南部农业在利用生产资源方面的效益比北部高出40％等等。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内战和黑奴的解放，这种螺旋式的上升趋势自然还会持续下去，并由此得出南北战争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经济原因的结论。显然，这是阶级的偏见。他们编造优美的奴隶制的古老神话，完全看不到奴隶主所得利润的增长是以从肉体到精神上消耗奴隶的劳动为代价的；只看到奴隶劳动生产率（因数量优势）的增长，而看不到奴隶劳动必然长期地造成生产技术的落后，从而会影响全美国经济的增长，更看不到奴隶制对美国社会生活的毒害所产生的后遗症，直到今天还在付出高昂的代价。就是从方法上说，他们在计算劳动生产率方面也不是无懈可击的。1976年4月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会议上，苏联学者科瓦尔钦科在同福格尔辩论中指出，判断奴隶或自由劳动的赢利率不能不估计到在每一产品上的劳动消耗，不能不考虑奴隶和自由工人的劳动强度，不能不计算出对他们的不同的剥削额。这些又都是新经济史家置若罔闻的。
    事实上，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用无可置疑的史料，以定性的阶级分析方法，揭示了黑奴制度的本质。他在论证奴隶制对生产技术发展的阻碍作用时指出，内战前夕，南方蓄奴各州的奴隶主只能让奴隶们使用最笨重的工具，笨重到“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也不会把这样的工具交给他雇用的工人使用”。其所以如此，是奴隶主为了防止奴隶出于阶级的义愤而有意损坏工具。所以“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马克思并且指出，由于美国棉花的出口，奴隶主们为了增加生产，只能加强对奴隶的剥削，即“不再是从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而是“要生产剩余价值本身”，于是有时只有七年就耗尽了奴隶的生命（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2页注17、264页）。马克思还从宏观的历史全景阐明了奴隶制度对雇佣工人的影响和南北战争的经济意义，他说：“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而这个运动导致了186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通过限制工作日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3页）。
    可见，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仍需要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数据的输入和输出作出正确的选择和解释。在计量史学刚刚兴起时，汤因比就对它作出了通达的论断。他说：“为电子计算机安排程序的人和接受计算结果并加以解释的人仍然是在某个空间、时间点上的人，他对人类事务有着自己的主观态度。可以这样说，一台计算机不能变成一个人的灵魂，而且，即使做到了这一点，它也会有自己的偏见”。“偏见”事实上是属于带有阶级偏见的历史学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