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计量史学所以能在史学界异军突起，当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优点。这里且就许多历史学家列举的成就中，举出几个重要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计量史学的最大成就在于提出了比以往更科学的计量分析方法。历史学不应当也不可能象自然科学一样全部计量化，但是更精密更科学的计量方法的运用则不失为合理的方法之一。计量方法可以确定社会结构或行为的宏观变量。这些变量本身适合列表、机器处理和运用相当复杂的统计程序进行估计。这起码有可能使一些概念比非数量化的概念更加具体化。
    第二，电子计算机对历史数据的收集、储存和处理能使卷帙浩繁的史料得以充分的利用，便于发掘历史研究的新资料和提出新问题。譬如，欧洲中世纪虽然被视为“文献的沙漠”，但仍保存了大量的案卷和清册，而其内容又都非常琐碎，少数的研究者即使把毕生精力奉献出来，也会有“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叹。佛罗伦萨保存有1427年的《土地登记簿》，包含了五万户家庭情况的详细信息，过去的历史学家见了这个庞然大物只好望洋兴叹，因而被束之高阁500多年；而今天， 美国的D·黑尔利希和C·克拉比舒靠了计算机的技术，一口气就把这个《土地登记簿》吞下了。还有更庞大的资料，如西欧公元1200年以前的各种凭证--主要是捐献、交换、出售、租赁以及其他的土地转让的字据十万余件，也只有靠电子计算机来处理了。在计量史学的倡导下，新的史料来源层出不穷，凡政府预算，公司或个人的收入和支出，户口或农业普查的结果，各社团直到国家各级立法机构的选举投票记录，一次立法会议的点名单，名人传记和一般家谱中的数据，教区的受洗、死亡和结婚登记，医院的病历和学校的出勤簿等等史料，都能转化为“机器可读出的数据”。
    使用科学的计量方法，在扩大史料范围的基础上，还能提出新问题。例如，有关15至17世纪巴黎地租的档案，长期埋在无人过问的公证文件的案卷和医院、女修道院的账单中，法国高等研究院的历史学家利用电子计算机在很短的时间里使其数据从尘封堆中显露出来，不仅获得了巴黎地租平均数的曲线图表和其他100个有关的图表，而且提出了什么时候巴黎出现过真实的经济复兴、是否真正地经历过“16世纪的繁荣”和“17世纪的危机”以及中世纪后期的不景气等新问题，使人们有可能以更可靠的办法去探讨这些问题。
    计算机技术的运用，还可以一次制出包含一切收集到的信息的“机器能读出的磁带”，既便于保存又可以复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历史数据库，简化了研究者对资料的使用，节省了劳动。
    第三，计量史学提出了“归并”、“反事实假设”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为史学中的某些原理或长期引起争议的问题提供了一条解决途径。 先谈“归并”（aggregation）方法。福格尔在区别传统史学和计量史学时指出，二者间的差别之一是前者基本上涉及个体，后者涉及群体。托波尔斯基也称赞计量史学能对事实作“整个地”（en masse）解释。归并方法要求历史学家应把兴趣的焦点放到群众的日常生活现象而不是杰出人物的属性上。美国历史家黑尔利希说：“量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归并。它意味着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历史学家仅仅对集团行为感兴趣”。例如在研究工人运动史时，主要不是研究大工会领导阶层的政策，而是着重研究基层组织和小工会的活动。他们以地方档案和报纸为依据着重阐述工人阶级的多种组成、外侨工人的状况、工人教育水平、教会的影响、无产阶级成分的变动等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史研究中不是仅抓住关键性的立法的选票数目，而是收集所有的在大的立法范畴中的选票，甚至一系列的立法会议的全部选票。美国新社会史家称这种研究方法为“从底层向上”（from the bottom up）的模式。在我们看来，这种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论得到数量上更精确的论证。
    计量史学在方法上最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地方，是制作模拟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模型（数学的或逻辑的）。在这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反事实模仿模型--或称之为“反事实假设”。它的制作特点是：针对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某一事件，而按该事件并没有发生的态势制成模型，再把由此获得的结构或数据同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作比较，从而得出该真实事件究竟是否起了传统的历史家所判定的那种作用。美国的新经济史家在60到70年代曾向美国历史中某些重大事件的传统解释提出挑战。这些问题有：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难道就是对付英国殖民当局的政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吗？19世纪铁路的建设果真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吗？罗斯福的“新政”确实消除了20世纪30年代的不景气所造成的问题吗？等等。他们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制造出一系列虚假的历史模型，然后借助于复杂的计算机技术，计算出各种数值并以此估计这些事件的存在与否对美经济发展影响的差异。例如，他们假定在19世纪下半期的美国完全没有铁路，而使用传统的运输方法（水运和兽力车运），计算出美国经济增长的数值，结果是不利用铁路比利用铁路的实际增长数值只低5％左右。以这种微不足道的量，他们就认为铁路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影响。但不少人反对这种假设、演绎的模式，认为历史科学的陈述应是对已发生的事实的归纳，而不应当是虚构的东西。关于这方面的争议，我们暂且不去涉及，应该肯定的是：制作模型提出了从反面去把握某些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
    计量史学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仅从西方史学家的批评来看，起码有以下几点：
    第一，计量分析法不能唯我独尊，应当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历史的质的问题与量的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历史的定性研究如果不以量的研究为基础，其定性就会缺乏根据。但如果定量研究不上升到定性研究，只能是些不能说明问题性质的数字。所以，英国的R·佛劳德认为：二者中谁也不能代替谁， 谁也不能自认为包括了整个历史研究。
    第二，历史资料的特性决定了计量方法运用本身的缺陷。计量方法可以根据零散的资料构成某些历史模型，其中缺少的一些环节可以根据逻辑联系和类似材料的对比加进去。但是这往往违背历史科学的“史料批判”原则。一般地说，历史研究首先要考订资料。例如，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美国黑奴制经济》一书，就缺乏史料批判精神。他们把各种不同来源、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数据捏在一起，其结论当然是不科学的。斯通曾指出，这部著作所产生的错误结论说明，计量方法无论多么成熟都不可能弥补解释错误的和有缺陷的资料。这就是计算机专家们所说的“GIGO效应”--输入废物则输出废物。
    第三，计算机只能用形式化的语言来表达可以计量的事物及其关系。如果历史研究的成果完全用演算过程、函数公式、统计图表等形式语言来陈述，不仅使一般读者感到枯燥无味，而且有悖于历史科学的性质。显然，在历史知识的总体中，内容和形式、计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以及形式化和不能形式化的成分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历史叙述所要求的不是清一色的形式化的语言，而应当是更多的形象化的语言。历史研究如果离群众太远，就会失去它的社会职能。西方史学有重视社会职能的传统。如云：“历史是生活的教师”、“历史是道德的直观教学”、“历史是民族的史诗”、“历史是社会改革的工具”，还有伟大诗人歌德的名言：“我们从历史那里得到的最好东西就是它感发出的激情”。在公式化和图表化充塞着的计量史学著作中，历史的许多职能就很难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