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历象志》全文抄录了《宋书》所载祖冲之《大明历》，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宋书》的点校者，还是《大明历》的研究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文本的价值所在。譬如王仲荦先生在点校《宋书》时即未利用《辽史·历象志》来校勘《大明历》，严敦杰先生虽对《大明历》做过系统的考释和研究，但也未曾利用它来校正《大明历》中的各项数值。本文拟从版本校勘的角度，揭示《辽史》所载《大明历》的文献价值，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这一文本的关注。
    一、祖冲之《大明历》缘何见于《辽史》
    祖冲之编制于刘宋大明六年(462)的《大明历》，其全文载于《宋书》卷一三《律历志下》，乃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鲜为人知的是，元人纂修的《辽史·历象志》根据《宋书》全文转载了《大明历》。那么，祖冲之《大明历》为何会见于《辽史》，这是一个需要首先解释的问题。
    辽朝先后颁行过两部历法，穆宗应历十一年(961)始用后晋《乙未元历》，圣宗统和十二年(994)改用贾俊《大明历》。《辽史》卷四二《历象志上》谈及此《大明历》来历时说：“圣宗统和十二年，可汗州刺史贾俊进新历，则《大明历》是也。”至于辽《大明历》的具体内容，元朝史官修《辽史》时已莫知其详，只是猜测“冲之之法，辽历之所从出也欤”①；然又谓“圣宗以贾俊所进新历，因宋《大明》旧号行之”②，可见元人似已意识到贾俊新历与祖冲之历实不相同，仅仅是沿用《大明历》之名而已。但尽管如此，《辽史·历象志》却又声称“《大明历》本宋祖冲之法，具见沈约《宋书》”云云，并全文转抄了《宋书》所载祖冲之《大明历》。
    元朝史官的上述臆测遭到了后世学者的质疑，晚清汪曰桢《古今推步诸术考》云：“辽贾俊《大明术》无考，见《辽史》志，谓即刘宋时祖冲之《大明术》，其说出于臆度附会，实则《大明》之名偶同，非即祖术也。”③蔡信发先生谓《辽史》以祖冲之《大明历》为贾俊新历之所从出，乃昧于名实，强为牵附④。陈述先生在点校《辽史》时，亦指出辽《大明历》不过是“因袭《大明》旧号”而已⑤。严敦杰先生则做了进一步推断，认为辽贾俊《大明历》很可能是源自唐长庆二年(822)《宣明历》，而非祖冲之《大明历》⑥。
    这样看来，《辽史·历象志》之所以全文转载祖冲之《大明历》，无非是因为辽贾俊《大明历》早已失传，元朝史官无奈之下，只好转抄与之同名的祖冲之《大明历》以充篇帙，这就是《辽史·历象志》抄袭《大明历》的缘由⑦。
    二、《辽史·历象志》所据《宋书》版本蠡测
    上文指出《辽史·历象志》所载《大明历》系抄自《宋书》，试将两书加以比勘，不难发现其中有若干处《宋书》诸本皆误而《辽史》不误的情况，说明《辽史·历象志》自有其独特的版本校勘价值。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元朝史臣所依据的《宋书》版本加以辨析。
    流传至今的《宋书》诸本大抵都出自三朝本系统，三朝本肇始于北宋，其版刻始末见于晁公武为《宋书》所作的解题：
    嘉祐中，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舛缪亡阙，始诏馆职雠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久之，始集。治平中，巩校定《南齐》、《梁》、《陈》三书上之，刘恕等上《后魏书》，王安国上《周书》。政和中，始皆毕，颁之学官，民间传者尚少。未几，遭靖康丙午之乱，中原沦陷，此书几亡。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阙不全，收合补缀……因命眉山刊行焉。⑧
    据晁氏说，两宋之际，《宋书》等七史书板大多毁于兵燹，绍兴间，四川转运使井度(字宪孟)访求传本，收合补缀，在眉山锓板刊行。这就是后人所称的“眉山七史”。此后七史书板辗转入浙，至元代，仍保存于杭州西湖书院。今存三朝本《宋书》，列传第三十四版心署“至元十八年杭州钱弼刊”，又列传第五十八署“至元十八年杭州刘仁刊”，说明元人已有修板⑨。明初，七史书板移贮于南京国子监，此后又迭经补修。入清后，则存于江宁藩库，至嘉庆年间终遭焚毁⑩。
    由于《宋书》在元明两朝屡经修板，以致宋刻原板所存无几，版印模糊，世称“邋遢本”(11)，或以其板历宋元明三朝，又谓之“三朝本”。而明中期以后的《宋书》诸本都是在三朝本的基础上翻刻而成的。现存三朝本《宋书》，半叶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人名，最早者为明初印本，而“宋刊宋印者已久绝天壤间”(12)。今检三朝本《宋书》所载《大明历》书叶，断板、空阙及漫漶不清之处甚多，且有多处“嘉靖九年补刊”字样，见于卷一三《律历志下》叶三十八、三十九、四十版心(13)，可见其已非宋板原貌。
    不过，自晚清以来，仍有个别藏书家宣称其所藏《宋书》乃宋刻原本，但结果都被证明是不足凭信的说法。据称清末绍兴周星诒藏有一部宋板《宋书》，无一修板，但据陆心源说，“其半宋版宋印，其半则元末明初印本”(14)。又近人董康谓嘉业堂所藏宋刻《宋书》残本“无元明补刊”，而吴昌绶则指出“元及弘治时均有补板”(15)。由此可见，流传至今的所谓宋本，其实应当都是宋刻元明递修本。
    由上所述，可知今存《宋书》三朝本距宋刻原貌已相去甚远，而元人所能见到的《宋书》则有可能是一个错讹较少的善本。据笔者揣测，元朝史官编修《辽史·历象志》所依据的《宋书》版本，无非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传世的宋刻宋印本。明黄佐编《南雍志·经籍考》记载南京国子监藏有一部“《宋书》五十本”，注曰“宋板完好，独缺一叶”(16)。按南京国子监明以前藏书大多来自元集庆路儒学及徐达攻破元大都后所获书籍，由此可以想见，宋板《宋书》在元朝仍有流传，或许元朝史官修《辽史》时所看到的就是这种本子。二是宋刻元修本。由于元朝去宋不远，书板破损程度较轻，经元人修补者想必有限，其版刻质量当远胜于后来的三朝本。相比较而言，元朝史臣利用这种本子的可能性更大。总之，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辽史·历象志》所依据的《宋书》无疑是比较接近于宋本原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