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经验从历史讲起，却是融合古今、甚或是借古喻今。显然，周公的目的是教学以致用，继续周初以来的改革进程。描述所见，君王执掌王国大权，人才及智慧集中于王廷，百姓万民拥戴：首先是“大门宗子迩臣……勤恤王邦王家”，所言是统治集团核心阶层的向心；再者“自釐臣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谅，无不懔达，献言在王所”所言则是更广泛的统治基础；“百姓万民用无不扰比在王廷”几近达到全民拥戴的地步。达到成功的手段，除了以“承天之鲁命”遵天意为理由外，“嘉德”与“明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下半段之大部则是讲用人不当、政用迷乱的教训，文云：
    至于厥后嗣立王，乃弗肯用先王之明刑，乃维急急胥驱胥教于非彝。以家相厥室，弗恤王邦王家，维婾德用，以问求于王臣，弗畏不祥，不肯惠听无罪之辞，乃惟不顺是治。我王访良言于是人，斯乃非休德以应。乃维诈诟以答，俾王之无依无助。譬如戎，夫骄用从禽，其犹克有获？是人斯乃谗贼囗囗，以不利厥辟厥邦。譬如梏夫之有娼妻，曰余独服在寝，以自落厥家，媢夫有迩亡无远，乃奔盖善夫，善夫莫达在王所。乃惟有奉疑夫，是扬是绳，是以为上，是授司事师长。正政用迷乱，狱用无成。小民用祷无用祀。天用弗保，娼夫先受吝殄罚，邦亦不寍。
    后王之失败乃在于“弗肯用先王之明刑”，致臣属“非休德以应”，离心离德，俾王之无依无助，加之任用臣属不当，故邦亦不寍，恰与成功的经验相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用与不用“嘉德”与“明刑”，实践效果之差异非常明显。
    “嘉德”指优秀的品德，涉及面甚广，而周初之“德”侧重于统治术，常见者如“三德”指三种处理人事关系的手段，见清华简《保训》，又《逸周书·寤敬》：“奉若稽古惟王，克明三德惟则，戚和远人惟庸。”《尚书·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从《洪范》的记载中可知，“三德”指正直、刚克、柔克三种德行。这三种德行为应对不同的情况而设。
    一曰正直。《尚书·洪范》：“平康，正直。”《史记·宋微子世家》“正直”，《集解》引郑玄曰：“中平之人。”又“平康正直”，《集解》引孔安国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
    二曰刚克。《尚书·洪范》：“二曰刚克”，刚克者有二：“彊弗友，刚克”、“沈潜，刚克”。《史记·宋微子世家》：“彊不友刚克”，《集解》引孔安国曰：“友，顺也。世强御不顺，以刚能治之。”又“沈渐刚克”，《集解》引马融曰：“沈，阴也。潜，伏也。阴伏之谋，谓贼臣乱子非一朝一夕之渐，君亲无将，将而诛。”
    三曰柔克。《尚书·洪范》：“三曰柔克”，柔克者有二：“燮友，柔克”、“高明，柔克”。《史记·宋微子世家》：“内友，柔克”，《集解》引孔安国曰：“世和顺，以柔能治之也。”《索隐》：“内，当為‘爕’，和也。”又“高明，柔克”，《集解》引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伓也。”执嘉德方能掌控臣属，笼络人心，是为君主不可或缺的。
    “明刑”指“开明”的刑罚，亦称“祥刑”。周人既继承殷商的刑罚体系又加以改造，这是灭商获得成功的政治基础。《左传》成公二年：“《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明刑”的核心是慎用刑，《尚书·多方》，以汤之经验说教，云：“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戳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所云实际为周公的主张与理想，只是以商汤的名誉说事而已，顾颉刚等注云“按，‘明德慎罚’乃周公惩于殷代酷用刑罚吸取历史教训所提出的新的政治原则，用以救偏补弊，纠正殷人之尚鬼重刑这一特点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殷代就已有这一原则，周公把自己总结历史所得出的理论性原则，在谈到殷代贤王时也说成如此，稍有点美化商代实际”⑨。亦知慎刑并非不用刑，而是要通过充分的调查，做到有罪必罚而无辜则开释。否则将适得其反。如《尚书·无逸》所云：“乱罪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怨恨将集中于执政者身上。当然周公亦主张施刑要以犯罪动机及结果来衡量，《书·大诰》：“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小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总言之，做到明刑方能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维持公正与平衡。
    通过灭商及巩固政权的实践过程，周初君王深刻领会事在人为的道理，故掌权后虽仍宣示受命于天、遵天命，却不尽信天，《逸周书·五权》：“天命无常。”《书·君奭》：“天不可信，我道德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明德慎刑遂成为其积极作为的手段。
    从竹简本《皇门》可看出，周公的理想是君王集权，达到如《诗·北山》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理想到成康时期在一定程度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