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宗臣屏辅
    竹简本《皇门》经验之谈中，“大门宗子迩臣”居于统治集团中最重要位置，是辅助君王治国理政的核心。从君臣关系的角度来看，大门、宗子、迩臣是相连贯的事物的三个方面。大门，望族，通常指王族；宗子，嫡长子。大门之宗子则简称为“门子”，《周礼·小宗伯》： “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其正室皆谓之门子，掌其政令。”郑注：“正室，适子，将代父当门者也。”孙诒让《正义》：“云‘将代父当门者也’者，明以父老则适于代当门户，故尊之曰门子……盖详言之曰大门宗子，省文则曰门子，其实一也。”今本《皇门》孔晁注： “大门宗子，适长。”⑩迩臣，亲近的大臣。今本《皇门》庄述祖注：“执臣，大门宗子之能左王治国者，所谓世臣也。”(11)从大门而宗子而迩臣，呈现的是宗法体系中的金字塔，反映了周初的政治制度与宗法制度之密切的关系，正如王国维所云：“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12)
    “大门宗子迩臣”之外尚述及“分私子”、“釐臣”的建言助理作用。今本《皇门》孔晁注：“私子，庶孽也。”(13)则分私子乃指嫡子之外的诸子，无疑亦在贵族范围之内，其与大门宗子的等级差异是由于宗法及分封制造成的。周公掌政时已设有专门管理宗法事务者，成王时器《何簋》铭：“惟八月公夷殷年，公锡何贝十朋，迺令何治三族，为何室，用兹簋设公休，用作祖乙彝。”关于其中的“治三族”，李学勤先生考证：“《周礼·小宗伯》云：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其正室皆谓之门子，掌其政令。’郑玄注：‘三族，谓父、子、孙，人属之正名……正室，适（嫡）子也，将代父掌门者也。政令，谓役守之事。’可知掌三族是关于族姓宗法的职务。”(14)再证周初之君臣关系与宗法关系密切相关。釐臣，善臣，今本《皇门》即作“善臣”，当指相对于迩臣而言的一般大臣。
    竹简本《皇门》所言臣属中尚有“元武圣夫”，今本作“元圣武夫”，《曾伯》铭简称“元武”(15)。当指元圣与武夫两类专门人才，他们是通过广泛选拔得来的，就程序而言与宗法及分封制无直接关系。今本《皇门》：“乃方求论择元圣武夫”，庄述祖注：“元，善；圣，通也。元圣可以为公卿，武夫可以为将帅者。”陈逢衡注：“方求，徧求也。论择，慎选也。《诗》曰：‘赳赳武夫。’元圣可以资论道，武夫以备腹心。”则元圣任文官，而武夫为武将，以专业才能服务于王国。简文所云“选择”，亦见《逸周书·酆保》：“君选择”，潘振注：“选择，选才而能择人也。”
    简文以“先神祇復〈式〉用休，俾服在厥家”宣示上天对忠臣的恩赐与报答，此乃比喻周初分封宗族大臣等的合理性。但周初分封的主体是宗室子弟，存有家长制的等级结构，天子对于诸侯，诸侯对于卿大夫，除君臣名分外，具有天然尊长的身份，周王对诸侯而言是共主而非盟主，诸侯屏藩着周王，它与殷商相对独立的部落联盟有很大的区别。《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分封皆经册命并遵循一定的规则颁予信物，《左传》定公四年：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屏藩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屋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铜器铭文中，更不乏册命的记载。
    周公、召公、太公等对屏藩周都起过重大作用。《史记·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齐太公世家》：“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地域布局较合理，又其相互屏藩保护的关系也相当牢固，《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对上述记载，今人郭伟川予以充分肯定，云：“笔者认为，上述记载甚可信。周公、太公与成王有盟誓，世代子孙不相害，这一点，大体是做到了。周公子孙，无论与周室有多大矛盾，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侯国纷纷称王之时，终鲁之世，绝不称王。”(16)
    竹简本《皇门》下段述历史教训中，揭示恶臣、媚臣的各种表现及其对国家的危害。述由于用人不当、阻塞任贤之路，从而造成政局混乱的恶果。实喻周初管、蔡及武庚反叛前后之教训，企图澄清人们对时局之模糊认识，纠正诸侯离经叛道的倾向。君臣关系中，用人得当关乎王业成败，故周公很是看重，始终以身作则，《史记·鲁周公世家》：“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为其真实写照。
    三 同舟共济
    竹简本《皇门》末段呼吁君臣同心协力，让先祖放心。此段文句较今本齐全，今本文末仅见“毋作”二字，而竹简本作“毋作祖考羞哉”。文中周公呼吁父兄宗臣同舟共济以渡时艰，突出表现君臣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文中使用了“寡邑小邦”的概念，与古籍常见周初人所云“小邦周”等谦称同，今本作“下邑小国”，庄述祖注：“下邑小国，谓周。”又《逸周书·尝麦》：“度下国”，陈逢衡注：“下国，犹言小国，即小邦周之谓。”不过小国的革命是承自天命的，《书·大诰》：“予惟小子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文王，与我小邦周。”《逸周书·商誓》：“今纣弃成汤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成王时器《何尊》铭：“肆文王受兹大命；惟武王即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17)殷商虽大而天弃之，《书·召诰》：“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证明周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周人还是担心能否维持得住。故“小邦周”一类观念的形成，不仅有韬光养晦的成分，也有国力尚弱的原因，今人郭伟川分析说：“就双方的军力对比而言，武王及诸侯军并没有优势。只是由于殷纣暴虐无道，大失人心，纣兵阵前倒戈，形势才完全逆转。因此，著名的‘甲子’日牧野之役，武王一战而克商，这实在是由于文王治岐山五十年，厚培德政，因此政治上的得人心导致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正是由于胜之亦骤，西周政权的基础仍十分薄弱，为了保持胜利果实。力求稳定局面，武王不得不采取与天下诸侯及殷遗势力共治的政策，其列土分封之制，使周王室一开始便成为弱势的中央政权。”(18)尤其武王崩后，成王年幼，武庚作乱，东夷反，管、蔡背离，局面几近不可收拾。此时，周公、召公、太公等近臣的立场与态度无疑能决定周朝的前途命运，史实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维护了王国的安全，但同时也深深树立了危机感，“小邦周”观念之所以不断被提出，正是时时保持高度警惕的体现。在国力尚弱又要掌控天下的局面，反复强调君臣关系中之同舟共济是必要的，目的是达到如《逸周书·大戒》所云“应协以动，远迩同心”。
    简文所云“譬如主舟，辅余于险，临余于济”反映一种紧迫感及危机感。这种以过河比喻渡过难关的说法亦见于《尚书》等，如《书·大诰》：“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敷奔。”清人孙星衍云：“言我思小子，如涉深水，我惟往求所渡之人，任奔走之事。《汉书·武帝纪》诏曰：‘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用此文也。”(19)
    周公之君臣观，显然体现在其日后的行政实践中，《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周公将君臣等序制度化的做法是可信的。
    收稿日期：2010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