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史学的辉煌时代，其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当代史或者说本朝史的成功撰述。两宋统治者特别重视修当代史，“订正旧史，以明国论”，[1]数目繁多的诸帝《实录》、国史，即分别为当代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但是，宋人当代史中水平最高，流传至今且影响最大的，则是私人所撰三部长编体书。宋人当代史撰述的成功，与长编体这种新体裁关系最大。
    司马光创制了长编法。但在司马光那里，长编法仅仅是一个编纂程序，其长编也只是对原始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和加工的编年史初稿，需要作最后的删修定稿，方可成就规范的编年史。[2]到了南宋，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等，则有意识地将长编法独立出来，使之从一种操作方法，修史的一个环节，卓然而为独立的史书体裁--长编体，成就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三部长编体当代史名著。过去，人们认为长编体史书是未遑定稿之作，缺乏从长编到删修定稿这一关键环节。这显然没有体察长编体史家的著述宗旨，没有深入研究这些史书的体例。我们认为，长编体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尝试、实践乃至最后确立，与宋代特有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精神有着密切关联。当然，历史学自身的发展，也激发了表述方式的更新和创造。
    一、当代社会历史的沉痛刺激
    赵宋立国，经历了从强到弱以至于亡国这样一个历史剧变。整个北宋，一直面临着与生俱来的内忧外患。改革与守成的斗争、“变”与“不变”的冲突，起码从真、仁二世，便成为笼罩于政坛，波及士林的最大政治命题。到了南宋，则又一直陷于抗战或议和的痛苦抉择中。严酷的政治斗争，严峻的社会现实，深深地缠绕着知识分子。这个时代的史学家，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社会责任。尤其，靖康亡国这段赵宋王朝沉痛辛酸的灾难史，更使史学家首先陷于两难处境。他们不愿相信和接受这残酷的一幕，但又无法规避这实实在在的历史和现实。朱熹曾有过这样一段话：
    今看著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著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当时之势，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恐也不可转。尝试思之，无著可下手。……每读其书（《徽宗实录》），看得人头痛，更无一版有一件可做得应节拍。[3]是的，历史有时确令人“头痛”，更何况是宋室的灾难史呢！但否定并不等于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忍痛研究，检讨历史，为中兴赵宋得出现实对策。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南宋士大夫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反思：哲学家们去思考、重构他们认为的根本命题，去理会理学；政治家们去探索抗战立国以至中兴的现实国策；文学家们在诗文中喊出爱国的主题，等等。
    处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史学家则走着另一条路。“通古今之变”的传统使他们更为深邃，何况这个“古”对他们来讲，正是自己的当代史呢！他们有观照社会历史，观照现实的独特角度，冷静而又激情满怀，满腔的历史精神不时迸发。试看研究靖康史的专著，仅其书名，亦令数百年后的读者激动而深思：《呻吟录》、《孤臣泣血录》、《靖康要盟录》、《乱华录》、《靖康建炎忠义录》、《痛定录》、《痛哭流涕编》、《靖康要录》、《靖康录》、《靖康遗录》、《靖康余录》等等。我们丝毫不觉得这些史书的作者在玩弄词藻，反而感切到他们悲愤、彷徨、哀惋的心灵，感切到他们痛定思痛的感情激流。时代命运与历史学本身的使命，促使他们将思考研究的对象聚焦于当代史。对他们来讲，尽管最高统治者和权臣有种种禁令，如宋高宗赵构就声色俱厉地宣称“此（指研究靖康史事）尤为害事”，[4]支持秦桧严私史之禁，不让历史学家重提北宋亡国之耻。但是，有良知、有使命感的史家，并没有视当代史为禁区，他们围绕靖康国耻，痛心疾首地检讨本朝史，思考着国家的现状和未来。
    历史学在这个时期显示了赵宋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机与魅力。北宋史尤其靖康之耻本身和它的刺激效应，成了史学家们关注当代史的契机。在这个群体中，李焘、徐梦莘、李心传三位大家的史学意识和创新精神尤为突出。
    李焘、徐梦莘二人直接经历了南北宋之交的历史灾难。北宋败亡、南宋动荡、宋金矛盾激烈、现实形势严峻，是他们共同的遭际。史载李焘“遭王国多难，慨然有志驰驱。”[5]一介书生虽最终未能报效疆场，而亡国之恨却刻在了心头，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随之作了调整，专力治史。象一切优秀史家一样，他遵循着“厚今薄古”的精神，明确地规范自己的历史研究“曷若取其近于时机而论之，取其失者而鉴之，则于谋谟为有补矣”。[6]他首先研究靖康亡国史，追念靖康变故，著《反正义》十四篇，内中“皆救时大务”[7]，并作《四系录》一书，记“女真、契丹起灭，自绍圣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进而全力研究整个北宋史，写成《长编》这部巨著。
    徐梦莘也走了几乎相同的道路。在《三朝北盟会编》自序中，他毫不掩饰地讲：“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夷狄之为中国患久矣，……是皆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易且酷也。”[8]同样，是靖康亡国史使他痛心疾首，引发了他的著史宗旨，他要究其源、竟其因，从更大的历史场面来研究当代史。
    相对于李焘和徐梦莘，李心传是位晚辈。这位下第之余绝意场屋的史臣后代，从少年时代即对史学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经世之学中没有比史学更重要的了。他关注的是赵宋中兴史，也即南宋的现代史。但中兴之源也始于靖康，客观上无从回避，于是在《要录》中，他不惜破例为体，将笔端追触至北宋的政和、宣和年间，他解释说：
    臣谨按：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已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9]在李心传看来，历史并不遥远，而是与现实胶着在一起的。于是靖康之耻也成为他研究当代史的触发点。在使用有关靖康史的《钦宗实录》以及《孤臣泣血录》、《痛哭流涕编》等书时，他特别感叹道：“蔡绦《国史后补》所谓‘国家破辱，皆在端成殿’，即指此也。”[10]又说：“此据《孤臣泣血录》。《三国谋谟录》亦有之，其进书序云：‘编成此书，以代尝胆之苦，庶几会稽之耻未忘，东门之役必报。’今从之。”他一样地对靖康之耻切愤于胸，感慨万端，从而以靖康史为缘起，走入当代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