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客观的“难”还是主观的“难”，都回避不了一个事实，即，本朝史上的一些重大政策，首先就是当代史编写中应反映的主干内容，一旦舍去，史学著作便失去了应有的份量。所以，史学家必须给予政策以实事求是的记叙，并作出恰当的分析评价。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采取科学认真的态度，搜集各方面的史料记载，考辨异同、综合订正，然后选择合适的体例，著之于书。这个过程，实际上体现着史家的历史眼光和见识。比如关于“守成”还是“变法”，就是整个宋代争议最大的政策取向问题。其中，王安石变法更是沸沸扬扬。北宋后四朝反反复复的党争，也基本围绕着变法政策展开。神宗朝任用王安石变法，制定新法。哲宗初，宣仁太后和司马光则对新法彻底否定，全盘废止。哲宗亲政后，又搞“绍述”，重行变法政策。到了南宋，祖述元祐的大臣赵鼎、范冲又在高宗赵构的支持下，急匆匆给宣仁太后“辨诬”，改修神、哲二朝《实录》，“是元祐而非熙丰”，给王安石变法强行定案，并把否定变法作为现实政治斗争的一大内容。高宗、孝宗之后，朱子理学兴起，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把持文化领域，在书院这个阵地宣扬自己的政治见解，进而影响朝野。书院派评定变法的一个基调即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亡国，是祸国之源。这个意见通过朱门弟子又影响到史书编纂，于是，否定王安石变法，在史学领域渐成“铁案”。但是，政策的否定却没有这么简单。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具体政策，虽历经政治风云变幻，不仅不可能从实质上被完全废止，反而在不同名目下继续施行于现实社会。例如，司马光目为“最为害事”的募役法，不仅在司马光废止新法时不能尽为除去，而且一直到南宋还被政坛认为切合实际。可见，合理的政策并未因制定者的失势而消亡，也未因反对者的歪曲而失却其合理性。再如，北宋末，宋徽宗、蔡京大搞官制改革，尽管这些政策是昏君和奸臣制定的，但它反映了宋代官制改革的必要性，所以，官制改革的某些具体内容，历靖康之难，到南宋仍被沿用。再如，秦桧当权时的议和政策，在当时即为胡铨、张浚等抗战派激烈反对，但因高宗支持而得以奉行。秦桧死后，和议之策仍奉行如故。至孝宗朝，抗战派曾一度扬眉吐气，北伐抗金。但军事失败之后，议和又成主导，整个南宋，对金政策上大抵以和议为主。朱熹在论及此节时曾讲：
    问：“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张，复和亲（当作议）？”
    曰：“自是高宗不肯。当渠（指秦桧）死后，仍用沈该、万俟、魏道弼，此数人皆是当时说和亲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几，又下诏云：‘和议出于朕意，故相秦桧只是赞成。今桧既死，闻中外颇多异论，不可不戒约。’甚沮人心。”[17]所以，尽管和议误国，“甚沮人心”；尽管秦桧已死，但议和政策仍无法否定，因为高宗诏示天下，说这项政策是“出自朕意”，这就意味着：如果谁否定和议，便是否定高宗皇帝。史学家写此段历史，怎能不为之三思呢？所以，正是政策的延续性、渗透性，给史学家编著当代史以种种压力，缚上了道道绳索。
    其三，事件的影响。
    整个赵宋，有许多难作定评的大事件。举其要者，北宋有所谓：陈桥兵变、斧声烛影、涪陵之迁、元佐贬庶、宋后之丧、庆历党议、熙丰变法、元祐更化、宋末党争、海上之盟、靖康之难等；南宋则有建炎复辟、楚齐叛伪、秦桧专权、主和主战、诬杀岳飞等。这些一代大事，关涉整个当代史的军国大政。各方记载又参差不齐，或略或疏，舛牾迭出；或隐约其辞，了无定凭。但撰写本朝历史又绝不可回避。这就要求史家根据各种相关记载，不舍蛛丝马迹，索隐钩沉，参互求证，“取众说而质之”，毕现历史真相，得出平实的结论。
    其四：资料情况。
    长编体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收集最丰富的资料，尤其是相互矛盾的资料，加以甄别考辨。如果相互歧异的资料少，那就不必采用长编体。而宋代有关本朝史的著述，恰恰非常纷繁而复杂，其歧异与矛盾，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因为人、事、政策的影响，因为记载者政治倾向、立场、观点的不同，因为现实政治斗争的频繁，宋人特重白纸黑字，相信历史记载的“利害”。因而，各式各样的官史，私史充斥、不同程度地“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就官方史书而言，无论是最原始的起居注、时政纪，还是在不同背景下修成的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无不充满着矛盾岐异，打上了皇权干预和权臣私意的烙印，以致实录不实、正史不正，“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比如：北宋的实录，太祖实录曾两次修纂，后录即是在宋太宗干预下重修的，充满迎合和避忌。[18]神宗实录至有三修。元祐史臣修者诋毁新法，蔡卞、林希重修者贬斥元祐，故有朱墨本。到了南宋，高宗、赵鼎令元祐史臣之子范冲三修，力为宣仁太后辨诬，攻击王安石变法。[19]相应，哲宗实录，也经两修。初由蔡京主之，分前后录两部分，“京之意，以宣仁垂帘时，政非出于上（哲宗），故分前录，盖厚诬也。”[20]实质上，这是新旧两党政治斗争在修史上的反映。再如，高宗朝《日历》，即受到权臣秦桧的篡改。[21]所以无论北宋或南宗，官修史书私意曲笔之处比比皆是，且“是非凡几易”，问题太多了。修当代史尽管要使用这些史书，但必须做到明其弊、去其讹、断其疑，尤其要重新审视其是非标准。
    私人著述方面，北宋中叶以后，随着政治斗争的频繁，也呈纷纭之势。最明显者，邵伯温、司马光等无祐派及其子弟门生，著私史诋斥、诬蔑变法派，甚至无中生有。到了南宋，先有李纲、宗泽与汪伯彦、黄潜善的矛盾，后有赵鼎、张浚与朱胜非、吕颐浩的政治分歧，再有秦桧专权十六年与主战派的势不两立，可以说矛盾更为复杂，各种势力交织，各派门生子弟均执笔著述，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以致记载事件详略各异，评判人物各执一辞。相对于官书而言，更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撰述者背景各异动机不一，阵营复杂，门户派属私见行诸文字，隐己之恶，掠人之美，几为通病，难以作凭。资料记载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史家在利用时决不可贸然从事，而只有将它们纳入长编体之中，综合考证、参互求索，方可补弊纠偏，扶其偏私，斥其讹谬，平析曲直，恰当弃取，做出高质量的信史。而《长编》、《要录》和《会编》正是在上述资料条件下，利用长编体修纂成功的。
    总之，无论是人、政策，还是事件、资料都给编写当代史布下了层层障碍。史学家受到现实政治、人事、资料的多方面掣肘，这是既定的先决条件。而南宋三位史学大家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们找到了最恰当的途径--长编体。从而，在夹缝中突出了史家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书、事诸因素的左右，达到了众说“汇而为一”的修史效果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