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1727-1814）以考史见长，曾被列入乾嘉历史考据学派。其代表史著《廿二史札记》除了对以往正史进行考订外，“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随著之。 ”〔1〕在以“稽古右文”为首任的乾嘉学风之下，提倡“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但当考其典制史实”，〔2〕轻视“史家以褒贬自任”，而“惟有实事求是”，〔3〕因而赵翼仅以诗人闻世。 但他那种“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和“历历兴衰史册陈，古今方病辄相寻”〔4〕的思想仅几十年后便受到了梁启超等人的肯定， 并由此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廿二史札记》甚至被视为学史者必读之书。
    行世的《瓯北全集》中，历史著作有《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其中《廿二史札记》成书最晚，且有关史论基本都集中于此书中，可以说里面的思想特别是历史哲学，是赵翼的成熟之论。一般人都认为赵翼是就事论事，思想不成系统，且缺乏针砭时弊之论，我们既不必苛求古人，同时也要体会到赵翼深层次的思想内涵。有关他史著中的历史哲学基本可概括如下：
    一、“天命”--“气运”观
    赵翼认为历史由上天昭示其变化，通过“气”的运动来显现，而传统的“天人感应说”未必不可不信，否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5〕他未从整体上对历史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楚的表述， 事实上任何旧史观都不可能对历史发展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因而在对重大复杂或者琐小偶然的历史现象解释，赵翼陷入不可捉摸的“天命”、“气运”之中。
    他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从春秋战国形势分析起，指出当时徒步为相，白身为将，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秦统一后，暴政弃仁，“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而这种变化的最后关键是在七国之乱后，汉中央收回诸侯王除吏之权，“于是三代世卿世侯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岂非天哉。”〔6〕
    除了用冥冥之中的主宰--“天”来解释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动外，赵翼以“气运”作为其演变的动力。“气运”论又这样说道：“国家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则不然……盖汉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间，气运已渐衰。故成帝无子而哀帝入继，哀帝无子而平帝入继，平帝无子而王莽立孺子婴，班固所谓国统三绝也……晋南渡后，多幼主嗣位。宋南渡后，亦多外藩入继，皆气运使然，非人力所能也。”〔7〕“气运”有盛衰，非人力所能及，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赵翼未给予说明，显然他认为是人们惯常谈论的一个概念。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气”的概念或许有些差异，但主要焦点则是“理”“气”关系的争论上，“天生阴阳之气”是哲学家们赞同的基本观点之一。戴震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中以“气”作为世界的本原（以“道”作为世界万物的基本规律），而章学诚也说得很明白，他说：“阳变阴合，循环而不穷者，天地之气化也。”〔8〕“阳变阴合”，就是气的运动变化，就是“气化”或“气运”。与他们差不多同时代的赵翼把这种应用于自然哲学的概念嫁接到历史中来，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他的“地气”观。
    “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此后，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西不能制东、东不能制西的对抗期之后，通过洛阳汴梁的过渡，东北之气积而益固，至有金元明清四朝的王天下，“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9〕尽管其中有金仅拥有天下之半，明实起于东南、定都于北京等不可细究之处，且作为都城所在，牵涉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因素，因而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但这仍不失为赵翼精心构建之历史变动格局，具有了一定的理论说明力。
    在“天命”、“气运”二者之间，赵翼认为“天命”在先，是无形的，之所以有“气运”，皆由天所昭示，再由有形可觉之自然、社会变动表现出来，所谓“兴王之运，山川效灵也。”〔10〕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他的史论中体味到。而且他认为即使儒家传统的“仁义道德”也次于“天命”，受“天”制约：“盖兴王之运，所谓气盛而之物大小毕浮，故恣其所为，而不至倾覆。始知三代以下，国之兴亡，全系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无道者失天下也。”〔11〕在这一点上，由于他的历史观所限，不得不消极对待自己的文化信仰与复杂的历史变化之间的背离之处。同样，在“天命”与“人力”之间，赵翼认为“人力”虽不能逆“天意”，但可使之“易速”。在他的当代史著《皇朝武功纪盛》中，赵翼多次表达了这一思想。如“平定三逆述略”中说：三逆初反时，“几于东西南北，在在鼎沸”，而终一一削平，“后之论者，但仰神功圣烈之巍巍，谓有天授非人力可及”，而赵翼认为这与清政府采取的大度对待降将、专力渠魁、信满人不用汉人等措施有极大的关系〔12〕。在“平定准噶尔述略”中他形象地说明道：“事机可乘，即天也。可乘而即乘之，即《易》所谓‘先天弗违，后天而奉’，是以成功若此之易也。”〔13〕
    在赵翼历史观下运行的一个社会法则是“天道观”。“天道”在孔子那里就是“天命”，孔子自称“五十知天命”，又说“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14〕赵翼是这样理解“天道”的，他说：“以女色起者，仍以女色失。所谓君以此始，亦以此终者，得不谓非天道好远之昭然可见哉。”〔15〕这是对唐女祸现象的评价，而在对“金元二朝待宋后厚薄不同”的评论则是：由于金太过而元宽松，“然则金源后裔，存者有几。而元顺帝逐归沙漠后，子孙犹雄长于边外数百年。君子观于此，不能不信天道之有征也。”〔16〕这里的“天道”，仍离不开传统的赏善罚淫、主吉凶祸福之意，这恐怕是赵翼在他的“天命”--“气运”历史观下开出的一帖“良药”吧。然而赵翼对社会运行提出的更重要的法则是他的“势”观，这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