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赵翼的“民心”思想，有着儒家宣扬的“民为邦本”和清初诸儒提倡“经世致用”的双重烙印。顾炎武要求“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29〕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日知录》，而赵翼则以《廿二史札记》去“比顾亭林《日知录》”，〔30〕并进一步突破了顾炎武等人针对宋明理学而提出以学术活动来“明道救世”的束缚，更多的是从民众的角度去揭露封建统治下的阴暗面，促使统治阶级反省，最终达到以学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目的。如他通过对明史的研究，说了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话：
    “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食，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31〕
    又说由于明万历间对诸税监的纵容，以致“诸税监益骄，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激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痛已遍天下矣。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32〕
    正由于明末封建统治者虐民之处甚多，所以到处爆发农民起义，而最终由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朝政权，这一点赵翼是不能回避的，他列举出那么多条“流贼”事件，并如实记载了福建邓茂七因抗租外之馈而反、广东董萧养的先降后反、文安刘六等人因抵制向官府行贿而反，皆属官逼民反，包含于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而他对于“纵囚”的肯定与欣赏，似乎只要封建统治者爱惜民众，体恤民情，即便是囚犯，也能变成“信民”，社会就会稳定，生产就会发展。
    尽管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面，“于前代弊政，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孙星衍语）；在启示人们寻找“古今方病”的同时，却不能抛弃社会上层的优越感去深化这种“民心”思想。“天命”史观既限制了他的“势”观的发展，也使他这种“封建政治家的民心”缺乏十九世纪应有的生气，为乾嘉时代的史论留下许多缺憾。
    综上，赵翼能从“天命”中引申出“气运”历史观，提出社会发展乃“势之必然”，开出重视“民心”的“古方”，反映了乾嘉时代学者治学的“由虚及实”倾向。戴震提出“道实体论”，所谓“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33〕并针对理学家的“以理杀人”而提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34〕的观点，阮元甚至把前人提出的“太极”、“乾坤”、“道理”等哲学范畴都还原为有形有质的实体，章学诚更在“事势”、“时势”之外提出“理势”等等。赵翼能在乾嘉沉闷的考史风中，通过对以往正史的考察，折射出当时所能达及的部分历史哲学高度，应该引起我们读赵翼史论时的注意。
    注释：
    〔1〕《廿二史札记·小引》
    〔2〕《十七史商榷·序》
    〔3〕《廿二史考异·序》
    〔4〕《瓯北全集》卷四十一、四十二
    〔5〕《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儒言灾异”
    〔6〕同上书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7〕同上书卷四“东汉诸帝多不永年”
    〔8〕《文史通义》内篇三“质性”
    〔9〕《廿二史札记》卷二十“长安地”
    〔10〕同上书卷三十“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11〕同上卷三十“元世祖嗜利黩武”
    〔12〕见《皇朝武功纪盛》之“平定三逆述略”
    〔13〕同上书之“平定准噶尔述略”
    〔14〕见《论语》“为政”篇、“季氏”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