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预先假说的历史观
    历史科学的特点是：它的研究对象--“历史事实”（包括诸事实的相互联系所形成的历史过程）不是研究者直接观察的对象，而是史料所反映出的事实，这就是说，历史认识是以史料为中介的。因此，任何历史事实都是通过历史家的认识这面棱镜而反映出的如实的、合理的重构。英藉匈牙利出身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说：“在多数西方语言中，历史（historia）这一个词既表示历史1（历史事件的集合），又表示历史2（历史命题的集合）；而任何历史1都是历史2 的具有理论负荷和价值负荷的重构。”按西方大多数国家所用的“历史”一词都来源于拉丁化的希腊词historia。这个词自文艺复兴以来，在习用中有双重含义：既指“过去发生的事”（res gestae）；又指“关于过去事件的陈述”historia rerum gestarum）。现代汉语的“历史”一词也是双义词，是日本人用以译西语者。这就是说，任何历史叙述都具有历史作者的潜在的理论思维和价值观念。这种理论思维是作为“预先假说”（Presupposition）而出现在研究开始以前。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一种事实的搜集，“因此离不开搜集者的兴趣，离不开一种观点。在科学上，这种观点是由一种科学理论决定的；这也就是说，我们从无数不同的事实，从无数事实的不同方面……只选择同某种预先假说的理论有关的事实。在历史科学方面更是如此。历史学更有着无限题材。所以西方学者常说：“历史学是一种选择的体系”。
    《史学》的作为预先假说的历史理论是什么？这种理论用现代术语说，即“无理论”（metatheory），相当于德语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即一个人对于外界（包括自然和历史以及个人的处境的宏观的通识）]班彪、班固父子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在批判《史记》的缺点时说：“论述学（论大道），则崇（先）黄老而薄（后）《五经》（《六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蔽伤道”。班彪不胜惋惜地说：“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意亦庶几”。后来学者把这个评语概括为“史公三失”，第一失“论大道”的“大道”（学术）是指司马迁的历史理论前提。第二、第三失是指司马迁的价值观，班氏父子认为司马迁在历史理论（预先假说）上是“崇黄老而薄《六经》”，我们认为这一评语是无知的妄评。班氏父子以后，我国学者对“史公三失”提法的赞成者与反对者均大有人在。我们只举三四个人为例、赞成者如《史记》“三家注”中的南朝裴骃所说：“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另一个注释家唐代司马贞说：“圣人谓周公、孔子也。言周孔之教皆崇儒尚德。今太史公乃先黄老，崇势利，是谬于圣人也”。反对班氏评语者有“三家注”中的第三家唐人张守节。张守节说：“夫作史之体，务涉多时，有国之规，备陈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该通；而迁天纵之才，述作无滞，故异周孔之道。班固诋之，裴骃引序，亦通人之蔽也”。张守节从史学的体例对班氏父子的批评作了反批评。再举一例，宋神宗在其《资治通鉴序》中说：“惟其（指司马迁--引者）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这可能是大历史家司马光的看法）。还有许多学者的不同见解，特别是关于“序游侠”和“述货殖”这两个方面，不仅古代许多学者，并且当代的我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否定其为史公之“失”，反而称赞为史公之卓见绝识。因为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论述司马迁的价值学规范（axiologicalnorm）问题，所以不再举例了。总之，自班氏父子提出“史公三失”问题以后，其所以引起千古争议而无定论者，在我们看来，主要由于争议者没有详细论证：司马迁在“大道”（即历史学的元理论）方面究竟是“依《五经》之法言”，还是“崇黄龙而薄《五经》”？我们认为要论证这一点，应当从如下两个方面立论：第一，中国历史学在形成时期所奠定的思想模式是什么（指中国史学之父孔子的史学观）？第二，“世典周史”的司马氏，其治史的家学的信念网络职能是什么？我们认为如果能对上述两点提出无可置疑的回答，则班氏父子所谓的史公的“第一失”是真是伪就可迎刃而解。南宋末的大历史家郑樵深刻地掌握了上述两个方面，并且作出了不刊之论，他说：“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历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斯作”（《通志·总叙》）。
    （二）司马谈的史学观与哲学观是判然有别的
    首先，我们要指出班氏父子的“论大道”的评语在史料根据方面的错误和肤浅。不用说，他们的史料根据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一文，而把该文张冠李戴地作为司马迁的观点。清代考据大家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卷六中概述了《论六家要旨》的大意后，接着指出：“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也，而迁意尊儒，父子异尚”。王鸣盛看出了问题的一面：父亲虽崇尚黄老，而儿子却尊儒。但是王氏没有进一步地看出：司马谈本人在哲学观上虽尊崇黄老，而在史学观上也是尊儒的。司马谈所以在哲学上崇黄老与他所受的教育与他盛年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司马谈在教育方面“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黄子就是汉景帝所重视的“好黄老之术”的黄生。司马谈的盛年正是文帝、景帝尚黄老的时代：“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儒林列传》），黄老之言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司马谈主张把先秦的六大家哲学统一于从战国到汉初盛行的黄老之术中。但是，司马谈就其“大史公”的史官身份以及史官世家而言，他在史学观上必然是尊儒的。司马迁在其《自序》中明确地纪录下他的父亲临终时的学术遗嘱、并纪录了他们父亲平时在历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的原则性的指导。班氏父子以一代的史学大师居然不去字斟句酌地通读《太史公自序》一文，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司马谈在其“论术学”的遗嘱中“执迁手而泣口”：“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遵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哀，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司马迁流着眼泪地表示了决心：“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把周公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他在历史方法论方面所树立的范型是：从现代史的光辉成就的歌诵（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上溯到周民族的伟大创业英雄们直到周的始祖（以遵后稷）。这意味，历史学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传记。司马迁谨遵父命，在编写《史记》时，全书130篇中写楚汉相争至天汉年间者达66篇，已过半数。用今天的术语说，这是重视“现代史”。而通古今之变的近三千年的历史记载，不足半数。司马迁感触到他所见和所闻的时代的生命和脉博，特别“论歌”为汉兴和海内一统作出伟大贡献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由此而逐渐上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的黄帝。关于“学者（历史学者）至今则之”的孔子史学的理论·方法论模式，我们于下节再谈。
    （三）司马氏的治史家法：继周孔而明世
    在诸子百家出现以前，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切文献资料总称之为《六经》，即分为六类。用章学诚的话说：“《六经》则以先政教典章网罗天下”。这些典章，由官府掌握（“古者学在官府”），所以章学诚说：“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六经》中的《尚书》与《春秋》两类是中国史学的起源。《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左史、右史等等官职，“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用我们的话说，《尚书》类是太史所录存的王室（周天子）的各种文告的档案集存；各邦国的史官（小史）所记录的是诸侯国内和国际重大事件。《尚书》与《春秋》都是档案资料。周室衰微，王官失守，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私人学者。他以“序《尚书》”和“修《春秋》”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就《尚书》言，如孔子后裔、汉代古文《尚书》专家孔安国所说：“先君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有百篇”（孔安国：《尚书序》）。这就是说，孔子把本来是原始档案集成的《尚书》按时代顺序加以编排，并且经过删烦就简，突出其宏纲以达到“垂世立教”的目的。再就《春秋》言，在孔子以前各诸侯国都有史官纪录的档案文献，而且各有专名，如孟子所说：“晋之以《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不过一般都通称为《春秋》，如墨子所说的《百国春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采用“年代记”的形式。所以通称为“春秋”--即“史官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春与秋以为所记之各也”（杜预语）。古代学者都认为孔子重新修《春秋》；孟子谈到孔子所修的《春秋》不同于以往史官所纪录的《春秋》之处时，说：“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就是说，孔子修《春秋》时，赋予文以“义”（即理论或思想性）。用我们的话说，“义”的赋予，使过去的“年代记”成为“历史学”。章学诚是见到这一点的，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这个“义”具体地就是赋予历史学以“垂世立教”或“褒善贬恶”的道德教育作用，从而使历史学成为“训诲的史学”（didactichistory）。司马迁早已掌握到这一意义，他在旁人问他“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的问题时，他引孔子自己的话来回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据《史记索隐》的注释：“孔子之言，见《春秋纬》，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空言’谓褒贬是非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用我们的话说，孔子是把历史学作为道德学的“直观教学”。杜预在其《春秋左传·序》中说：“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孔子就是通过重修《尚书》与《春秋》，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范型（以成一经之通体）。总之，孔子的史学是周代史官文化的结晶和升华。即杜预所指出的“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所以作为史官世家的司马氏，其治史的家学只能以周孔之道为其理论前提。即他们的史学理论只能“依《六经》之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