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国学术界围绕着如何评价孔子思想而展开争鸣，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孔子研究的学术著作。[（1）]这些著作，都是把孔子当作一个思想家而不是当作“圣人”来研究，把《论语》当做一部学术著作而不是当做“圣经”来研究。这一时期，吕振羽运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学术界争论比较集中的有关孔子的阶级属性、思想体系、核心思想和哲学思想性质诸问题进行研究，提出颇有新意的见解。吕振羽的研究是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孔子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值得珍视、清理。
    一、关于研究孔子思想的方法问题
    吕振羽首先提出研究孔子思想的根本方法问题。他从经典作家提出的不是人类的意识规定存在，而是存在规定人类的意识这个观点出发，提出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决定人类社会面貌、决定人类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任何社会思想都只是“上层建筑的东西”，“受着社会存在所决定”。人类的意识形态，“不是能从社会隔离起来而孤立存在的，而是人类在其社会中之实践生活的反映。”[（2）]以此来衡量“过去国人对本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把历史上的思想家与其生活着的社会隔离起来，孤立起来”的弊端，从而“无法说明中国各派哲学思想的本质”。[（3）]为了纠正这个弊端，吕振羽提出：“我们于历史上某一时代思想的研究，要想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第一重要的是，须要正确的掌握这一时代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正确的明了这一时代的生产方法，以及其矛盾之发展的根本形式--在其内部之矛盾的对立性，对立物的统一性。--人类的思想便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顺应着、发展着。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自身虽属原则的受着社会存在所决定，然其对社会存在自身亦能给予反作用，而给予其发展过程以多多少少或正或负的影响，从而又影响其自身。”[（4）]也就是说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物质条件是思想家的思想政治观点及其哲学思想的源泉；同时思想家的思想对社会有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也是他研究孔子的基本方法。
    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孔子思想的产生，吕振羽认为，孔子思想是春秋末期，初期封建经济发育成熟并暴露出其矛盾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浸假至春秋末期，初期封建经济秩序的本身，由确立而获得发展并开始暴露其矛盾；从而建筑于其上层的各种形态的东西，也自必随之而发展，以满足其新的情势的要求。易言之，初期封建经济至此才发育成熟，才付与建筑于其上层的各种形态的东西--代表其统治的成熟的精神产品之产生的条件，‘集大成’的孔夫子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哲学，便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出来了。”[（5）]在春秋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反映在封建政治上的表现为：封建领主相互间兼并战争的频繁与持续，把封建制度内部的矛盾扩大了；宗周的没落和地方领主的强大，公室的衰弱和私家的僭越，而引起封建秩序的紊乱，以及“臣弑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等等现象，使维持封建秩序的“礼”紊乱到了极点；“大国”对“小国”的种种苛求，不但说明了强大领主对弱小领主财政经济的剥削，而且把封建诸侯相互间朝、会、征伐的秩序也破坏无余了。同时，由于阶级间矛盾的扩大，原来的“刑”也不足以吓倒人民。“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便孕育出孔子之‘集大成’的维护封建秩序的学说。”[（6）]
    二、关于孔子的阶级属性问题
    吕振羽认为孔子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他的思想是“适应于封建领主制开始动摇的春秋末期的封建制度保守论。”[（7）]
    关于孔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当时众多学者有不同的论断。范寿康认为：“孔子是当时贵族阶级的代言人，他的政治论断与当时实际社会的演进法则不相适应。”[（8）]陈元德认为孔子是殷族流民，是“辅佐大人的‘君子儒’，尊重贵族的优越地位，对人民提倡奴隶道德。”[（9）]稽文甫认为，孔子是“日就没落的贵族们的救星”，但他“不是极端的守旧派，而是修正派，而修正恰是最巧妙的守旧”，孔子“一方面守经，一方面达权，既要复古，又不背时，他把许多传统的思想制度加以新的解释，赋以新意义，改头换面，使于新时代中仍有存在的地位。”[（10）]周予同则认为孔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言人”，所以秦汉以降被尊奉为圣人。[（11）]还有的学者主张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平民学者等。
    吕振羽认为，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的家庭，后来已跻身于贵族的地位，不是平民阶级的学者，因为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一道很深的“身分制度”的鸿沟，把“君子”和“小人”分为两个对立的壁垒。“君子”是特别为“治人”而设的一个阶级，“小人”则只能从事生产劳动。在孔子看来，“君子”是应该离开生产劳动去履行“治人”的责任，“小人”是应该“劳力”去“治于人”，而且在他们之间，是有一种不可逾越的天生的品质上的悬殊。[（12）]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面对其时代的政治问题如等级名分的混乱、诸侯相互的侵伐与兼并，农民与封建主之间矛盾尖锐，宗法制度的破坏等，自觉地站在封建主的一面，站在维护封建制度的立场上，企图去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
    孔子对当时的政治问题，拿出一个“正名”主义来，强调“正名分”。吕振羽分析孔子强调“正名分”的原因为：“初期封建制度发展到‘春秋’末期，由于内在矛盾的发展，而表现为其从未有的各种混乱现象……在孔丘看来，认为名分＝等级制度的混乱，最高领主＝周天子的威权的旁落，地方诸侯的衰落和‘大夫’的骄横；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庶人’任意而‘议政’，不但是破坏传统的封建秩序，且属当时政治上的最大危机”。“因而他认为要挽救当时政治的危机，首先便要恢复最高领主＝天子的威权，制止诸侯、大夫、陪臣各级领主之僭越、擅夺，各守名分，才能复兴‘天下有道’的政治。”[（13）]也就是说，孔子“正名”的目的，在于企图恢复正在失去优势的初期封建制，代表了初期封建制时期封建领主集团的思想。
    孔子除了强调“正名分”思想外，还拿出一个“礼治”主义来，作为强化等级制的“正名”的原则。孔子强调“非礼勿视，勿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质上都在“强化等级的政治的基础。”[（14）]
    孔子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便依据当时人与人的现实生活关系各方面，而创造出一套“伦理”的原理，去充实和巩固宗法制度，也是为“奠定社会基础的精神统治的武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