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谈继《春秋》的问题。
    司马迁在写下了他的父亲的平时教言后，立刻写下了他所要继承的孔子所创立的史学模式--即我们在前面已叙述过的：孔子的史学以垂世立教和褒善贬恶作为史学的社会职能，司马迁在引用了孔子本人的史学理论的总原则（《春秋纬》之言，已见前引）外，还引用了他的老师董仲舒的话：“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他并且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还引了司马谈的话：“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专栏写下了《春秋》的社会、政治职能：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远之三代……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晋侯]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司马迁把《春秋》的社会作用道德学和法律学相提并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旋已然之后”。一直到清初，历史家钱谦益仍然说：“居今之世，明《春秋》之大义，阐定哀之微词，上医医国，此亦对症之良剂也……《春秋》，夫子之刑书也”（《初学集》卷290）。孔子所奠定的“训诲史学”模式，成为几千年的中国史学范型，直到19世纪西方史学传入中国时。
    司马迁继承于《春秋》的大义，就在于：历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网罗天下放矢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还要“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意味着历史家还要从历史事实中引伸出伦理的结论，即对事实作出价值判断。不过，首先要确定事实本身是真实的。这也就是说，事实本来是“善”的，才能善其善；本来是“恶”的，才能恶其恶。对人的贤或不肖也是这样。班彪父子肯定了司马迁史学的优点就在于此。如班固所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所谓“不虚美”即“善善”；“不隐恶”即“恶恶”。司马迁在运用褒善贬恶的批判武器时，特别在贬恶方面，他做到敢于“贬天子”，并且不仅贬历史上的天子，如秦始皇和二世胡亥，而且敢于贬当今天子，据魏国大儒王萧所说：“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在另一方面，司马迁褒扬了各类正面人物，从“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直到货殖，游侠等人物。清代史家钱大昕概括出一条史学原则：“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史记志疑·序》）。最后，我们可以引用晋代道教大学者葛洪的话结束。他说：“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抱朴子·明本篇》）
    本论文的主旨就在于从司马迁的史学理论只能是“依《六经》之法言”，论证了班氏父子的以司马迁崇黄老而薄《六经》为谬误的评语，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是“未可据也”。
    结论
    司马迁的史学理论的信条是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个信条是以“正《易传”和“继《春秋》为根据的。司马迁自己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司马相如传·赞》）。《史记索隐》注云：“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朱熹解释说：“《汉书》：‘《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说出在那形而下者来，《春秋》以形而下者，说出那形而上者去。”章学诚说：“《易》以天道而且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其德一也。”用我们的话说，即在“天道（自然）与人道（历史）的统一中，即从“时变·化成”的变易世界观中，去反思人的社会·道德本质。所以司马迁要求从究天人之际以通古今之变，并从继《春秋》中认识到历史学的社会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