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平时就是这样教导他的儿子。司马迁在《自序》上写道：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据《史记正义》：“太史公，司马迁也；先人，司马谈也。”司马谈认为周公是第一个伟大的历史家，孔子是第二个；而要求他的儿子成为继周、孔之后的第三个伟大历史家。此处所谓的“五百岁”不是实数（事实上都不到五百年），而是用典，即用孟子的名言：“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公孙丑下》）司马谈当然不敢僭望他的儿子成为“名世”的王者，而只能要求他成为“明世”的历史家。所谓“有能绍明世”即司马迁在旁的地方所用的习语“能绍而明之”（参看《天官书》：“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注释云：“及至五帝、三五，亦于继而明天数阴阳也”；参看《太史公自序·作律书》：“《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这样看来，“有能绍明世，正《易传》……”一语，结合上文来解读，就是说：“如果有人能绍继周公孔而‘明世’，那就要正《易传》……”。至于“明世”这个词汇中的“世”（古代的界说为“三十年为一世）乃指“世代”或“世运”。“明世”，也就是说明古今之变，用司马迁的术语，即“切近世、极人变”或“通古今之变”。总而言之，要能继周孔而明世，就必须“依《六经》之法言，即“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这是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也是司马氏的治史的家法。所以司马迁表示了当仁不让的气概：“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四）司马迁史学理论的纲领：正《易传》和继《春秋》
    如果我们借用现代的术语是，“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是司马迁的历史学的“理论·方法论纲领”。我们一眼就可看到，司马迁父子对《六经》作了区别对待：即把《易传》和《春秋》和其余四经分别开来，给前二者以“正”和“继”两个分量较重的动词，而对其余四经则统称之为“本……之际”。如我们所理解，司马迁把《易传》与《春秋》作为他们史学理论的“预先假说”，而把其余四经作为方法论的模式。
    我们因限于篇幅，在本论文中仅论述“正《易传》”和“继《春秋》”在司马迁的史学理论的构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先论述司马迁本人对“正《易传》一语的含义的理解。司马迁在《自序》中叙述了司马谈的“绍明世”的要求以后，紧接着作出了他所要就正于《易传》的要领是什么（“正《易传》”的“正”字可能出于孔子说的“就有道而正焉”）。他写道：“《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又说：“《易》以道化”。话虽简单，而含义很大。《易》（《周易》）分为“经”与“传”两部分，“经”指64卦的经文（卦象、卦辞和爻辞）。“传”是对经的解释。只有《易传》才具有哲学（义理）的意义。汉代学者一致认定《易传》是孔子的著作。司马迁所谓的《易》不用说兼指经和传而言，特别是指《易传》。汉代易学家把“易”的含义分为三个方面：①“简易”（或称“易简”），指易学的方法论；②“变易”，指世界观；③“不易”指本体论。司马迁所谓的“变”和“化”是《易传》哲学的两个基本范畴“时变”与“化成”的简称。司马迁史学的基本概念是一个“变”字，即把人类历史看成一个“变易”的过程。春秋时代的晋国史官蔡墨（比孔子稍早）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变易的历史意识的学者。公元前510年，鲁昭公被李氏驱逐出国后死于流亡中，晋国正卿赵简子就此事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史墨回答云：“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二也。天生季氏；以二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指虞、夏、商三个王朝的后裔--引者注），于今为庶”（《左传·昭公32年）。这位史官把地球上的陵谷的变化和社会地位的变化统一在他的变易的世界观中。不过，史墨只有一个原则性的提法，孔子在《易传》中建立了变易的哲学体系。司马迁的史学理论的信念“通古今之变”显然来源于《易传》。
    孔子的变易世界观是根据对自然界和人文界的直观而概括出来的《贲·彖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就是说，观察天文而得出“时变”的概念，如《系辞传上》所云：“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孔子从视察人文世界而得出“化成”的概念。中国古代思想家不像希腊米列都的哲学家那样为研究自然而研究自然，而是为了在“自然和人的统一”中，为“人道”确立“天道”的根据，亦即由“时变”而导致“化成”。如《恒·彖传》所云：“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天下”，孔颖达《周易正义》注云：“圣人应变随时，得其长久之道，所以能光宅天下，使万物从化而成也。”于是天文现象和人文现象都统一在变易的世界观中。这是孔子读《易》所得出的结论。他在《易·系辞传下》中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所谓不可为典要，乃就人文世界而言，一切典章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唯变所适”的，即《系辞传上》所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曲礼”。韩康伯注云：“变动贵乎适时，趣舍存乎其会。”这就是说，圣人从“见天下之动”的世界观，观其会通，得出“唯变所适”的历史观。《易传》作者由此而得出历史变易（发展）的规律：“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传下）。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不断的变通才能长久。所谓“久”不是指一个王朝能久存，而是指民族生命及其文化传统的久存。所以《易传》作者制定出“革”的概念，即把天文现象和人文现象的重大转折称之为“革”，并且特别把历史的政治转折点称之为“革命”。《易·革·彖传》曰：……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同悦），大亨以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孔颖达注解云：“能用文明之德，以悦于人，所以革命而为民所信也。民既悦文明之德而从之，所以大通而利正也”。《周易程氏传》云：“天道变改，世故迁易，故赞之曰：‘革之时大矣哉’”。孔子以汤放桀和武王伐纣作为“革命”的典型、孟子作了更深入的理解。孟子说，当“暴君代作”，“使民无安息”，“不得衣食”，商汤王、周武王为救民于水火中，就兴兵诛除暴君。孟子认为这种革命是“顺乎天，应乎人”的，而天意实际上是“民意”，孟子引《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万章上》）。
    《易传》不仅提出了变易的天文·人文观，并且提出了掌握“变易”的历史方法论--即“原始要终”和“彰往察来”的历史逻辑。如云：“《易》之为书也，原始需终以为质也”。又云：“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系辞传下》）。《周易正义》注云：“往事必载，是彰往也；来事预占，是察来也”。
    司马迁所理解的‘正《易传》”，就是以上述的“时变·化成”的世界观和“原始要终”的方法论，作为他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预设或理论·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略举数例以为证实。他在《自序》中说，他写十二本纪的逻辑线索是“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正是上述的《易传》中的蹦易的方法论原则，他所说的“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的历史思想正是来源于《易传》中天文·人文世界观和“穷、变、通、久”的历史发展观，他以之说明社会制度的演变。司马迁在《高祖本记·赞》中概括为“承敝易变”（为殷承夏敝，周承殷敝，汉承秦敝）这个推陈出新的历史进步原则。其他如他所说的“作《礼书》……略协古今之变”；作《律书》以“切近世，极人变”；“作《平准书》以观世变”；《天官书》中所要求的：“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等等。
    司马迁特别接受了《易传》中的“革命”观。他在《自序》中说明他写《陈涉世家》的旨趣时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把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和陈涉起义相提并论是司马迁的卓绝史识。是对孟子的历史观的发展，孟子把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相提比论，因为三者的共同目标都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司马迁把陈涉起义也归于这个范畴，并且特别提出“天下之端，自涉发难”的断言。这个“端”字很有份量，它意味着陈涉发难具有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意义，清代历史家赵翼看出了：秦汉之间为天地一大变局，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变而为布衣将相之局。赵翼尚未见到或见到而不敢说出。陈涉发难开启了布衣天子之局。陈涉虽未成为天子，但已做到“无土而王”，从此反暴政的人民领袖不再限于贵族出身的人，而可以出身于布衣。刘邦就是打着陈涉的旗子而兴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