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发展--“势之必然”
    在贯穿整个历史方面，赵翼借助了“天命”、“气运”，而赵翼史学上更为重大的贡献--正如后人一直赞誉的--在于通过“科学方法”治史，归纳出政治、经济、社会等典章制度通则，比较其中得失，解释其发展原理。“赵翼能超越孤立繁琐事实之上以观望，自其中归纳出社会史与制度史之通则，此类通则，则近代史家所诚图建立者也。”〔17〕这类通则，用赵翼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势”。
    “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18〕这就是说，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对自然界的认识不足，因而人们比较相信天命，敬天畏天，随着社会发展，人事变动日益繁复，人在与天的联系方面开始疏远，事天不如事人，人的份量加重，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纵的方面来评论历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得失，使赵翼的史论突破了很大一部分就事论事的局限，使读者的眼光也往往能突破时空的限制去领悟历史。例如他针对汉初大封同姓诸侯王之后中央在下放给他们的置官权上的变化，提出“盖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19〕他又针对汉自董偃事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不讳私夫，提出这是一种“上行下效”的“势”。〔20〕而汉诸王荒乱又由于分封过早，各霸一方，“居势”所致。〔21〕这种“势”观渗透到赵翼所论社会各个侧面，又常常用“时势”、“事势”来表达，赋予它实事求是的意蕴之后，评价历史时往往具有辩证的效果。其中赵翼对“九品中正制”的论述可以作为代表，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制，承汉以来察举孝廉之乡论遗风，起初确实达到了不涉及门第世爵，选拔品行端正之官的目的。但由于这种选举之权寄于下，“全以意为轻重”，日久生弊是必然的，以致发展到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重，率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之势。“然魏晋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人，各自顾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22〕这一段有史有论，把九品中正制的利弊溶入它本身的发展之中，恐怕其达到的历史高度已超出他“势观”的范围了。
    如果说顾炎武已经注意到了时代风俗的殊异，那么赵翼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他用“势”来解开时代风尚殊异之谜。如他说：“汉末党禁，虽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修、朱并之告讦，……然其所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23〕《廿二史札记》中这样的例子还有“东汉尚名节”（卷五）、“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卷十九）、五代的杀人劫财风（卷二十二）、“元季风雅相尚”（卷三十）、“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卷三十五）等等，读上一遍，尽知一时一世风气之渊源，而慨叹赵翼论史手段之高明。
    由于赵翼坚持这种“时势”观，并逐乾嘉反宋学之流，故极力反对书生的“义理”之论。他认为“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24〕因为“义理之论，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由此他陷入了漩涡之中，他说：“宋遭金人之害‘虏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这又是他的“时势”之论。也许他的本意并不是为投降派寻口实，而是审时度势，通过和议来争取时间。因而他说“按宋南渡后，亦未尝无可乘之机”，一个是在岳飞等取得偃城、朱仙镇大捷后，一个是在金亮瓜洲被杀、世宗初帝之时，而最终未能把握机会，致于亡国。〔25〕恐怕这并不是用“天意所以分南北”所能服人的。如果用他这种“时势之论”，同样可生出“书生误人家国”的史例来，难怪有人贬之为“汉奸哲学”。〔26〕这里的关键恰在于他对于“时势”的误解和投降主和派对“义理”的辱没。
    反对空言“义理”的同时，赵翼用他的“势”观给许多历史事件作出了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如评价武则天，既论及她纳谏知人，政治清明一面，又指出她的荒淫残忍之处，没有历史的眼光，用“牝鸡无晨”的传统眼光是不会得出此种结论的。同样，赵翼对宦官在历史上的作用、王安石的青苗法、金推排物力之制（通检制）、明初政治得失的评价等等也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必须指出，赵翼的“势之必然”说，虽然在探讨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上有其合理的内涵，但在本质上不可能真正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民心所愿”推动历史的进程
    中国古代，儒家传统强调“仁政爱民”，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包涵了一些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容。而赵翼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立场出发，也比较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反对一切虐民之政，强调“民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封建统治者要实行“仁道”，获得民心，才会取得稳固的统治。从西汉到王莽再到东汉的统治转换历史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王莽乘便窃位，导致时代改易，但西汉统治者的深仁厚泽，被于人者深，故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27〕
    而如何不失民心，赵翼似乎更注意在法律上要宽松，即要“仁厚”。历代刑罚是他论史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主旨则在于揭露滥刑之害民，反对使国家成为“一胥吏之天下。”如“武帝时刑罚之滥”、“五代滥刑”是直接予以披露，明代的严刑以及秦桧文字狱、明代文字狱，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清代的滥。如果有人以赵翼就事论事来否认其中的影射功能，他肯定无法理解《廿二史札记》中几处插入的“民生于是时，何其幸也”之类的话。
    另外赵翼认为要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体恤民生民情，这样才能给人民以一舒适的生存环境。他在地方任职期间，身体力行：“余在镇安，别无惠民处，惟去其病民者一二事而已。”〔28〕他本人记载下来的政绩虽不多，但从他自广西去任后，当地百姓千里送去万民衣这一事来推断，他的惠民之处不在少数。这种“惠民”思想在他史论中是屡见不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