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编年史传统的转化与更新--长编体确立的内在因素
    任何一门学科都要随时代的发展而调整自身，同时在发展积累过程中不断寻求更合适的表述方式。因为，表述方式的变革往往也就反映了学者们对学科自身的新认识。中国历史学也不外此理，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史学家们探究历史的最合适写作方式的历史，就是说，是不断更新与转化传统写作体式的过程。
    中国历史编纂史上最早确立的是编年体。五经之一的《春秋》即是最早的编年史。稍后的《左传》，更是一部编年体煌煌巨著。二者以其崇高的地位确立了编年史的体例和传统。到了汉代，天才史家司马迁创作《史记》之后，纪传体才另开一枝。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与中国人的认知方式比较适应，满足了一定的作史要求和目的，所以为后代所继承，也被封建王朝尊为“正史之体”。但是，纪传体独霸史坛之后，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不足之处是明显的，尤其是纪传体断代史。唐之刘知几，宋之郑樵，都对之有过非议和驳难。尤其，纪传体明显地不适于对当代史的，当代史研究中所要涉及的价值评判、政治评价、鉴知等，作为当代人总有些难以定案、难作定评。
    编年体在其长期发展中，显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刘知几说这种体裁“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序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列重出。”[22]长处的确不少。但是，编年体长期难以与纪传体对垒。司马光作了深入探索和实践，将其操作程序规范为先搜集各种记载成从目，然后作资料长编，最后再删修定稿这样互为衔接的三部曲。于是，人们发现，作长编是编年体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无力量或条件不成熟时，仅利用长编法也可以成就史学著作。这样，长编的独立是自然而然且又切实可行的事，它不仅是编年体传统的体现，而且是其更新和发展。
    当然，李焘曾说过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未成书”的话，又说等以后由司马光一类大家来定稿等。同时的大学者吕祖谦也曾在给李焘的信中建议将《长编》删削定稿。而且象《长编》等宋代长编体名著的注文中也多有“待考”之类的未定之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的独创性和独立性。因为，我们稍为考察便不难发现，作长编的方法远承古籍校勘中的异同校勘记，正文体现作者倾向，注文表示异同。如果说校异同属于校勘古籍的一种校勘法，那么，长编法也可以作为写作史书的一种体例。所以，李焘自称未定稿云云，正可解释为聪明的自谦。尤其，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与编年、纪传一样，也确有自己的规格和特点。它一经确立，便在各方面凸现出了当代史编写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其一：用长编体编写当代史，最能总结朝代兴亡的教训。长编体继承了《左传》、《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名著的传统，详记当代史上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件、政策、人物，将它们纳入时间系统内，无支离破碎之病，对于检讨当代史最为系统。
    其二：容量大且体式完备。李焘、徐梦莘、李心传在完成他们的长编体巨著时，就使用和吸收了各种体裁和有关当代史的各方面资料。例如，《长编》引书达七百五十余种，《会编》引用书篇达四百来种，《要录》引书达四百九十余种，基本上囊括了当代历史的主要文献，本身就是资料渊薮，容量特大。至于体式完备，则指这些长编体著作用合适的体裁框架了所使用文献。一方面，它们使用各种体裁的历史文献。比如官方史书中，国史、实录、日历、会要、时政纪等，体裁就很丰富。国史即正史，属纪传体；会要则有“志”的成分；日历则属编年体。私史中，有的属纪传体，有的属编年体。另一方面，长编体也在编年体的总原则下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比如，其叙写人物，于卒年往往简记其生平，很象附传；其叙写政策，往往追叙其来龙去脉，又近乎志，即在行文中熔入了纪传体的成分，弥补了编年体的不足。如此，长编法已发展为一种独立体裁。所以他们的“长编”，不是半成品的“通鉴”，而是一种著述，是他们追求的能比较完整表达其史观的史书体裁，从而也就成为完整意义的著作。
    其三：“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的写作效果。长编体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仅提供著史者的倾向，而且不排斥矛盾的甚至对抗的材料。这种体裁和表述方式，便于史学家顺利地处理当代史上许多棘手问题。一般而言，长编体的正文代表作者所取，反映作者对人或事的倾向，注文则“存异”那些矛盾歧异的资料，或表明自己的疑惑的考辨结果，留待后人进一步研究。
    四、余论
    李焘、徐梦莘、李心传三位史学大家创制了长编体史学巨著，完成了对本朝史的反省，从而迎来了宋代史学的光辉时代，证明了历史学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了普遍的称许。在南宋，孝宗皇帝就把李焘的《长编》誉为当代《通鉴》，认为可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置于同等地位，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
    三部长编体巨著的成功，也深刻影响了南宋及以后的中国史学。南宋陈傅良的《建隆编》、阙名的《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宋九朝编年备要》，都是《长编》影响下的产物。所以，长编体成了封建社会后期很受重视的史书体裁，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从研究角度看，长编体史书记事详瞻，资料丰富，“一代之书（资料）尽荟于此”，可谓包罗齐备。《长编》、《会编》、《要录》尤其如此，故而成为研究宋代社会历史的最基本文献，尽管后人重编、续编宋朝《通鉴》颇多，但没有哪个能代替这三部巨著。
    从资料利用角度看。长编体名著皆考证异同，周密精审。如本文第二节所论，宋代史料因为各方面原因，真实性大打折扣，稍有不慎，即有谬信之虞。但长编体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实录、正史未必尽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关键强调史家之高鉴慎择，综合考证。李焘、李心传等人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对许多问题提供了看法，廓清了许多材料的来龙去脉，使真伪虚实毕现于读者面前，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和揭示历史规律扫清了障碍。即使我们读其书而不同意其结论，也仍可作进一步研究。因为他们在长编体的原则下，将矛盾歧异的资料附于注文之中，我们完全可以“据以求其是”。所以，长编体给后人提供了驰骋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