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风而言，长编体的创立和实践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长编体史家旨在给人们提供信史，尽管政治立场不同，好恶有别，但还是尽量保存正反两方面的资料，虽有褒贬，却并不因人废言、因人废书，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献，比起那些空洞无物、议论至上，只给结论而不重实据的史书，更为耐读，更有反复研究的价值。总之，长编体的尝试和成功，昭示了历史研究的一个真理，亦即：史学家必须与时俱进，为研究对象找到最合适的表述方式；尤其是给人们提供了编著当代史的成功经验。李焘、徐梦莘、李心传不愧为一代优秀的有创造性的史学家，他们利用长编体创作当代史的成功，意义是多方面的，给后人以不尽的启迪。
    注释：
    [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121，绍兴八年八月壬午。
    [2] 关于长编法的具体内容，参见裴汝诚教授《〈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一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的有关内容。
    [3] 《朱子语类》卷127《本朝一》，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048-3049。
    [4] 《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夏四月丁亥。
    [5] 李壁《巽岩先生墓刻》，见《永乐大典》卷10421李壁《雁湖集》。
    [6] 《宋代蜀文辑存》卷52。
    [7] 《宋史》卷388《李焘传》。
    [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首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9] 《要录》卷1，建炎元年春正月辛卯注。
    [10] 《要录》卷2，建炎元年二月丙寅注。
    [1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3。
    [12] 《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页3087。
    [13] 《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页3087。
    [14]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50《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牍》，其中记史浩语：“蒙示张公行状，可发一笑，识者观之，必有公论！”
    [15] 王士祯《池北偶谈》卷9引何彦澄家藏朱熹墨迹。
    [16] 《朱子语类》卷131《本朝五》，页3149-3150。
    [17] 《朱子语类》卷131，页3162。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卯条“太宗扣马”；卷2，建隆元年六月甲午条“金匮之盟”，两事自注。
    [19]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辛卯条，及卷76绍兴四年五月癸丑条。
    [20]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2。
    [21] 《要录》卷148，绍兴十三年七月辛已条注及卷165绍兴二十三年冬十月下丑条注，又参见《宋史》卷473列传第232《奸臣·三》。
    [22] 刘知几《史通》卷2《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