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之一。其所撰《三国志注》，内容宏富，独具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长期以来，人们相继围绕该注从史籍注释、史学考证、史学评论等方面对裴松之的史学成就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已发表了诸多论著。然而关于裴松之的史学思想，迄今尚无人探讨，这直接影响到对裴松之这位史学大家的史学成就的全面总结与评价。本文钩沉古史，试图对裴松之的史学思想略作胪论，以为引玉之砖。
    裴松之一生的著作，除《三国志注》外，尚有《晋纪》、《宋元嘉起居注》、《裴氏家传》、《集注丧服经传》、《裴松之集》五种。但这五种著作均早已亡佚。故此，本文的论述主要依靠《三国志注》。就这部著名史注来看，裴松之具有比较丰富的史学思想，综核其要，条析如下。
    一、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裴松之继承和发展了《左传》、《史记》关于历史进化的思想，承认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说：“淳薄异时，质文殊用，或当时则荣，没则已焉，是以遗风所被，实有深浅。”〔1〕而且他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后来居上。他很赞同孔子的学生宰我所作的“以予观夫子，贤于尧舜远矣”、“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的评论。他说：“周监二代，斯文为盛。然于六经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圣贤不兴，旷年五百，道化陵夷，宪章殆灭，若使时无孔门，则周典几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万世之功，齐天地之无穷，等日月之久照，岂不有逾于群圣哉？”〔2〕在裴松之看来，尽管唐尧、 虞舜是中国上古之世的圣贤之君，但孔子还是远远地超过了他们。
    基于上述发展变化的思想，对一些重大的政治制度，裴松之能够从历史进化的观点给以比较合理的分析。如关于分封制这个历代史家和政论家聚讼纷纭的问题就是如此。他对曹魏实行分封制深表不然，他借孙盛〔3〕之口指出：“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 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汉初之封，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4〕。在他看来，汉初实行分封制，虽然酿成了诸侯僭越、权侔人主的严重后果，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促成的。因此，魏氏王朝就要根据新的历史形势，以前朝为鉴，实行新的政治制度，而不能步入后尘，再行分封制。这种精辟独到之见，显然超过了那种对于分封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不科学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裴松之具有一定的历史进化的思想，因而在他的史学中就贯彻了一些唯物主义观点。我们知道，魏晋以来，由于时代的大动乱、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和人民生活的极度痛苦，导致佛教迅速传播。统治阶级以佛教作为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而劳苦大众由于生活的困苦不堪，亦往往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因之，上自帝室，下至平民百姓，皆信奉浮屠之学，“事佛者十室而九”〔5〕，遁世超俗、出家为僧的现象非常普遍，宗教迷雾充斥整个社会，神不灭的唯心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深受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许多著名的史学家都在其论著中或多或少地表露出一些唯心主义的渣滓，在不同程度上充当着神学史观和天命思想的渲染者。比如，陈寿《三国志》通过对三国历史的叙述，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大肆宣扬“天人感应”的天命思想和皇权神授的神学史观。范晔《后汉书》每每表现出对图谶、符瑞、术数、禁忌等封建迷信的肯定。然而，裴松之却独树一帜，与这种史学思潮相对立，在事物成败和国家兴亡问题的探讨上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例如，他坚决反对神仙方术之学，认为它迷惑人心，不足为信。他说：“神仙之术，讵可测量，臣之臆断，以为惑众，所谓夏虫不知冷冰耳。”〔6〕由此出发，裴松之否定符瑞祯祥与报应论，反对人们求助于神，把设符弄鬼看成是将亡的征兆，他引用孙盛之语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伪设符令，求福妖邪，将亡之兆，不亦显乎！”〔7〕裴松之认为，客观形势和人为的作用是事情成败、国家兴亡的主要根由。例如，他在论述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惨败的原因时指出：“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8〕这就是说，疾疫大兴、南风助燃是曹操惨败的重要原因。 再比如，对吴国败亡之因的探讨，裴松之说：“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皓。若权不废和，皓为世适，终至灭亡，有何异哉？此则丧国由于昏虐，不在于废黜也。设使亮保国祚，休不早死，则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则吴不亡矣。”〔9〕固然裴松之把吴国的灭亡完全归咎于吴之末帝孙皓的暴虐无道，并进而得出“皓不得立，则吴不亡矣”的结论，未免有把问题绝对化的痕迹，但他完全抛弃“天命”、“鬼神”一类荒诞不经的说教而着重从“人事”方面来分析吴国灭亡的原因，却是十分正确而有价值的作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裴松之非常注重人的才能对社会发展、王朝兴衰的影响。他认为，在统治阶层中，品行端正、才华出众的人将对人类社会的逆转前行产生直接的影响。相反，那些才能低下的统治者将不会发挥多大的作用。例如，他评价刘禅、费祎对蜀国的兴衰所起的作用时指出：“刘禅凡下之主，费祎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无关于兴丧。”〔10〕所有这些，都说明裴松之具有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