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对空谈浮虚，主张求实致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思想界也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儒学、玄学、佛教、道教竞相驳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是“儒术不振，玄风犹章。”〔11〕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封建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大纲的儒家思想失去了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而迅速衰微，学者“竟以儒家为迂阔”〔12〕，“以儒术清俭为群俗”〔13〕，公开痛斥“六经为芜秽”〔14〕，“自黄初至晋末，……儒教尽矣。”〔15〕崇尚“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和佛、道两教垄断了当时的精神世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那些玄学家们，表面上主张“无为”，效法“自然”，实际上是要达到君主无为，门阀专政，百姓无知无欲，听凭宰割的政治目的。也正是在这种旗帜的遮护下，那些豪门士族一方面放浪形骸，纵情淫乐，过着“纁衣剃面，傅粉施朱”〔16〕的腐朽靡烂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恣意肆虐，毒焰漫天，有的割据一方，拥兵自重；有的挟朋树党，致以贿成；有的凌辱朝廷，幽摈宰辅。致使“庶政陵迟，风俗大坏”〔17〕，茫茫禹域，几无宁日。面对这种内祸滋漫、生灵涂炭，极易造成外敌入侵的悲惨局面，那些清谈名士只是发表一些无关国计民生的空洞言论，这样的例证在《世说新语》中屡见不鲜。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士大夫腐朽堕落的生活情趣和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而裴松之不同，他虽然生活在如此污浊腐败的社会环境里，却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他立足现实，坚决反对那种清谈玄虚、不务实学的社会风气，极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他说：“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论，不切于实，犹若画魑魅之象，而踬于犬马之形也。……空论刑措之美，无闻当不之实哉？其为迂阔，亦已甚矣。”〔18〕为此，他借孙盛之口，再次强调指出：“若乃浮虚是崇，偷薄斯荣，则秉直杖义之士，将何以礼之？”〔19〕
    尤为可贵的是，裴松之能够把这种屏弃浮虚、力求致用的思想直接运用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凡是那些反对浮诞，崇尚实学的历史人物，他都给予一定的赞扬和肯定。如西晋裴頠平时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遂著《崇有论》，批评何晏、阮籍“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并谴责王衍等人“不以物务自婴”。裴松之以此大加赞赏，他盛誉裴頠“理具渊博，赡于论难，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当，为世名论。”〔20〕
    毫无疑问，裴松之反对浮虚，讲求务实致用的史学思想既不像唐代杜佑、宋代郑樵那样完整深刻，又不如清代顾炎武、章学诚那样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在当时那种空谈浮虚、不务实学的社会风气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环境里，堪称异军突起，给学界以振聋发聩的影响，对于扭转不良的治学倾向和医治社会弊端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三、反对暴虐无道，提倡忠孝节义
    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是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的动荡年代。在政治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错，使政局显得特别动荡不安；在经济上，士族地主椎埋攻剽，多畜奴婢，田宅无限，而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濒于死亡之绝境。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宰辅执政，政出多门”的门阀专政的政治格局，僭越无常、上下无章、暴酷骄恣、昏虐无道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安定。素以“立身简素”、“勤恤百姓”〔21〕著称的裴松之慨然有感于此。他切齿痛恨统治阶级暴虐无道的治国之道，他采用纵向回溯的手法愤然指出：“桀、纣无道，秦、莽纵虐，皆多历年所，然后众恶力著。董卓自窃权柄，至于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贼之性，实豺狼不若。……袁术无毫芒之功，纤介之善，而猖狂于时，妄自尊立，固义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22〕尤其是他还借孙盛之口大声疾呼：“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覆焘万物；若乃淫虐是纵，酷被群生，则天殛之，剿绝其祚，夺其南面之尊，加其独夫之戮。”〔23〕凡是昏虐无道之人，无论其权势大小，也无论其政治地位高低与否，都受到裴松之的大力挞伐，如他谴责曹魏于禁“肆其好杀之心，以戾众人之议”〔24〕，痛斥孙权“不爱其民，昏虐之甚”。〔25〕
    历史学作为一门以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对象的科学，具有“通古启今”、“鉴往知来”这一为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特殊社会功能。而立足现实，通过对历史的剖析、反思与评论，便是一种很好的以史为鉴的治学途径，因为它直接为规切时弊、刷新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依据。裴松之借为《三国志》作注之机，对以往昏虐无道之人进行无情的揭露与批判，目的在于给当时的统治者敲响警钟，以免重蹈前人覆辙。
    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反对昏虐无道的同时，裴松之高唱“君臣之义”，提倡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他一方面分别借孙盛、干宝〔26〕之论指出：“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27〕。“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28〕另一方面，直接表白自己的看法：“古之舍生取义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怀德，投命无悔；或利害有机，奋发以应会。”〔29〕并且以“忠”为例作以具体说明：“忠至之道，以亡己为理。是以匡救其恶，不为身计。”〔30〕在裴松之看来，作为臣子，为了效忠君主，可以献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决不能做“食人之禄”而不能“死人之事”的动摇变节之臣。他之所以对曹魏郭修颇多微词，就在于“郭修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获于蜀，既不能抗节不辱，于魏又无食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无故规规然靡身于非所，义无所加，功无所立。”〔31〕
    也许会有人指出，这种“忠孝节义”的思想是消极落后的，无可称道。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2〕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必须和它并存的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放在一起来分析。在当时宰辅执政，僭越无常，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的风雨飘摇的紧要关头，裴松之以国计民生为怀，宣扬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企图通过对作古之人的褒扬或批评，来纠正士人风气，缓和社会矛盾，改变那种上下失次、纪纲大弛的历史现状，以求封建统治长治久安。因此，我们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裴松之提倡儒家“忠孝节义”，相对于发表空洞言论的士大夫阶层，就其主观愿望来说要高出一筹，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