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对任情褒贬，力主据事直书
    如果说直书与曲笔是我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史学现象，那么这一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显得更为突出。因为这一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激烈，历史是一件在政治上相当尖锐的工作。”〔33〕这对每个史家都是严峻的考验，要么直书受讥，要么曲笔求全，直书与曲笔的斗争表现得甚为激烈。而任情褒贬的曲笔之风一时尤盛。这又是由于自曹魏以来，各朝相继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该制度的重点在于品评人物。既然对所选拔的士人都要进行一番评论，那么相应也就离不开褒贬，由此促使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恶劣作风比较普遍。一些史家在关系到自己切身利害的问题上很难据事直书，往往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34〕王沈《魏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35〕陈寿《三国志》，曲笔颇多，回护过甚，每每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溢美。沈约撰《宋书》，“舞词弄札，饰非文过”〔36〕，使许多历史事实乖违颠倒，混淆不清。魏收修《魏书》，更不乏恣意曲笔、褒贬不当之处。他“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37〕
    不过，仍有一些中正不倚的史家敢于与那种任情褒贬的史学思潮相对立，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裴松之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因鉴于官僚地主之家“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朝廷，建议严加限制。他说：“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大者道动光远，世所宗推；其次节行高妙，遗烈可纪。若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詠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则几乎僭黩矣。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于仰上，道孚于来叶。”〔38〕这充分说明，裴松之尽管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但却能识破自东汉以来官僚地主虚自标榜的恶习，并大胆地予以揭露，表现出一位历史学家坚定正直、峻节凛然的精神风貌。
    在史官修史方面，他认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39〕所以，他尖刻地指斥那些“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之人，“实史籍之罪人”〔40〕。正因为裴松之反对任情褒贬，力求秉笔直书，所以在《三国志注》中，对陈寿和其他所引史家任情褒贬、饰非文过之处多加考辨订正。比如，高贵乡公曹髦本为司马昭之党羽成济所杀，但陈寿慑于司马氏的赫赫权势，在《三国志·高贵乡公纪》中只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杀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历史事实遭到严重歪曲。裴松之在为《高贵乡公纪》作注时，引习凿齿《汉晋春秋》、干宝《晋纪》、孙盛《魏氏春秋》等文献典籍，比较详细地写出高贵乡公被杀的前后经过，使历史真相昭然若揭。
    综上所论，在魏晋南北朝那种社会动乱、民生凋敝、思想空虚、学风日偷的年代，裴松之不像隐逸之士那样不屑世事，也不像佛门弟子那样无虑无营，更不像清谈玄学家那样狂诞悖戾，在史学思想上另辟蹊径，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从而对丰富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体系作出了一定贡献。
    注释：
    〔1〕〔2〕《三国志·崔林传》。
    〔3〕孙盛，东晋著名史学家。
    〔4〕《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
    〔5〕《晋书·姚兴载记》。
    〔6〕《三国志·吴范刘惇赵达传评》注。
    〔7〕《三国志·吴主传》注引。
    〔8〕《三国志·贾诩传》注。
    〔9〕《三国志·吴主传评》注。
    〔10〕《三国志·三少帝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