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转战上海浚滩头
    黎澍于1945年初离开重庆，到达上海滩头。先寄居在《文汇报》记者黄立文家，后落户于《文汇报》编辑张若达家中之一室，每天吃包饭，过着游击式的生活。“其时年少气盛，不知世事之艰，以为到上海这样一个大码头工作，当能有所作为。”（据《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73页）谁知在上海筹办《新华日报》，犹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几经多方交涉，确知其不可能了，才到苏联塔斯社主办的《时代日报》工作，同时参与领导上海滩头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6年1月，黎被应邀参加《文萃》理事会，积极为《文萃》写稿。这年6月，《文萃》主编计惜英调往南京中共代表团，理事孟秋江、黄立文、王坪又各有所业，地下党即要黎澍主编《文萃》。这个刊物创办于1945年10月9日，初为文摘型的周刊，黎澍接手后，感到摘刊内地报纸文章的作法，已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决定改为时事政论型周刊。胡绳、姚溱是这项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一批《国新社》成员成为特约撰稿人。《文萃》工作人员甚少，编辑经理两部不过10余人，大家都有一股宣传真理、揭露丑恶、摧枯拉朽的精神，向反动势力宣战，虽百折而不挠。每天东奔西跑、串南闯北，又有点象身着长衫、手拿皮包的宁波跑街佬，带有海派风韵。他们的生活节奏是快速的，但也有较轻松的时候。每当谁拿了稿费，就相约吃上一顿，泡咖啡馆，谈山海经，不亦乐乎。黎澍常邀作者在咖啡馆闲谈，每每互有启发，导致作者执笔成文。夏康农的几篇传诵一时的文章，如《清理胡适之的脉络》、《论喝倒彩》就是产生于这种场合的。
    《文萃》周刊之所以成为“群众思想情绪的气温表”，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大而可靠的作者队伍。胡绳从1946年7月到12月，先后以“念青”和“公孙求之”为笔名，写过16篇时事评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姚溱每期以“丁静”为笔名发表军事评论，对正在发展中的解放战争形势加以分析，时有神来之笔。郭沫若、茅盾的诗文，是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投枪。邓初民、马叙论、施复亮等的政论，是反内战反独栽的号角。王坪特写的《上海巴士底狱之围》，揭露了上海摊贩事件的真相。唐海的《藏大咬子传》，揭露了美国士兵打死人力车夫的惨案。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徐迟的讽刺诗，米谷、丁聪、沈同衡的漫画，都是该刊生色之作。黎澍在《论上海文萃周刊和文萃三烈士》一文中指出：“各党派民主人士、党内新闻记者、作家、诗人、艺术家，不仅积极写稿，而且表现出一种革命同志间的战斗友谊和相互关心的高尚感情。他们在《文萃》周刊发表的作品，是当时群众思想情绪的气温表。”（据《早岁》98页）
    1946年10月31日出版的《文萃》，刊载了《上海杂志界联谊会致政协第三方面代表备记录》，略谓“今年五月以来，全国言论界不断遭受着有计划的压迫和摧残，其规模之大，手段之层出不穷，为向所罕见。”在上海，5月14日首先查封了《消息》三日刊，8月又勒令《周报》和《昌言》停刊，10月又禁止出售《文萃》、《群众》、《民主》、《小说》、《海星》、《民言》、《昌言》、《青年人》、《民主评论》、《文艺青年》、《国防知识》等11种刊物。从《备忘录》看，上海的杂志一度处于禁者自禁、出者自出的游击状态。《文萃》周刊经常遭到警察的成批没收和破坏，遂于1947年3月开始游击化，改出32开本小册子，定名为《文萃丛刊》，每期选择一个醒目的标题作刊名。第一期刊名《论喝倒彩》，内容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喝倒彩。另一篇是《大公报》唐振常写的《失踪人物志》，逐一介绍刚被国民党特务抓去的四个人，连题目也是黎澍拟定的。第二期标题为《台湾真相》，概述台湾“二·二八”暴动经过，这是当时国人关心的大问题。直到1947年7月被破坏时止，《文革丛刊》共出刊10期。
    1946年春，孟秋江联络上海《国新社》社员黎澍、陆贻、金仲华、刘尊棋、郑森禹等，建立《国新社》办事处，开展发稿活动。稿件内容多为地方通讯、军事评论、经济特稿，主要发给上海《文汇报》、《时代日报》、《文萃》周刊，以及国内外进步报刊。《国新社》办事处原与《文萃》周刊社住在一起，1946年秋因形势恶化，就严格分开了。这时，参加中央代表团的范长江从南京到了上海，《国新社》在上海的社员孟秋江、黎澍、金仲华、刘尊棋、唐海、任仲等10多人，借用美国新闻处接待室举行了一次会议，商定上海《国新社》的报道方针，主要是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报道人民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推动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办事机构和人员都已撤走。一种名叫“飞行堡垒”的警车在上海马路上昼夜巡逻，发出刺耳的呼叫声，使人感到形势日益恶化。黎澍不能在《文汇报》宿舍里寄住下去了，只得到熟人家里轮流借宿。其时，胡绳从香港来信，要黎去香港工作。黎于这年4月离开了工作一年半的上海滩，到香港新华通讯社担任总编辑。这年5月，上海《文汇报》、《时代日报》、《新民晚报》同时被查封，《国新社》办事处已被特务严密监视，楼下常有永不接搭乘客的三轮车夫守候在那里，孟秋江不敢露面了，金仲华帮他搞了张船票，化装逃到香港去了。
    黎澍去香港之前，介绍《文萃丛刊》编辑陈子涛、经理吴承德二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二人在白色恐怖中入党，除了献身革命，不可能有别的念头。1947年7月21日，吴承德在印刷厂被捕，7月22日，骆何民、陈子涛两编辑同在骆家被捕。特务机关查出骆何民于1927年加入共党后，犯有8次坐牢记录，因而说：“这次决不容他活着出去了！”1948年12月27日，骆、陈二烈士被害于南京雨花台。他们在敌人酷刑下的坚强表现，非常令人感动。吴承德在狱中写了一首悼念二烈士的诗：“铁窗好似鬼门关，壮志未酬腰未弯。万恶囚车急驶去，雨花台畔血斑斑。”南京解放前夕，吴承德被杀于宁波城外，时年不足30岁，遗骨无有，黎澍曾为文纪念《文萃》三烈士。
    （六）历史的新起点
    黎澍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期间，曾在《华商报》兼任编辑。《华商报》归中共香港分社报纸工作委员会领导，总经理是民盟负责人萨空了，总编辑是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社论委员先后有章汉夫、乔冠华、许涤新、张铁生、廖沫沙、高天等，专论作者有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沈志远、马叙伦、陈此生等，各界人才济济，堪称藏龙卧虎之馆。香港工商界屈从于国民党的威胁，不敢在《华商报》刊登广告，以致报社经济困难，有些负责人只好不领工资，黎澍也是在那里尽义务。夏衍每晚到报社工作几小时，报社没有任何酬劳，全靠稿费维持生活。当时港英当局比较开放，不搞新闻检查制度，《华商报》得以经常为国内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行动而鼓与吹。
    这时，黎澍为了迎接胜利解放的明天，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珍贵的遗产。”（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黎澍曾对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老友唐振常说：“去研究社会学吧，现在动手还来得及。”以后他又对唐不只一次谈到新闻记者的归宿问题，认为记者如果不努力充实自己，最后会归于空虚，只能做一个新闻事业的管理者（据唐振常《痛定思黎澍》，原载于《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根据这种思想认识，黎澍从1947年秋起，就着手研究辛亥革命问题，并天1948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一本历史著作--《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解放后，经过反复修改，改书名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被史学家誉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