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之二，提出了“历史的创造者”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毛泽东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黎澍认为，这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胜利发展阶段之际，作为鼓舞人民反法西斯斗志的口号是有力量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总进程来看，人民群众确实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和发展的力量。毛泽东所用的“创造”一词，显然是赋予它以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之意。但毛泽东在1970年8月31日写的一篇短文中，认为通常所说的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究完毕。毛泽东在晚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黎澍认为这是毛泽东的高明所在。（《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23-24页）问题之三，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三个错误：
    黎澍认为这个命题的第一个错误，是逻辑推理的错误。推理的公式是：人民创造历史必须先具备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这些物质条件的创造者；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推理的错误，就在于把物质条件的创造活动和历史创造者完全等同起来。实际上，创造物质条件无非是历史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固然有决定历史面貌和发展水平的作用，但是不能包括全部历史内容。历史内容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人类史既有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的不同历史，又有不同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创造者。第二个错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与“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相对立而产生的一个命题。黎澍认为二说各执一词，都有片面性，不符合事实。各行各业的群众中都有杰出的个人，如技术家、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作家、诗人等等，他们在历史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只不过政治家和军事家因手握大权，易见显赫而已。把人民群众和个人（包括英雄和帝王）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也是不足取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命题第三个错误，黎澍认为是把无所不包的历史看做是由一个独一无二的力量创造的。事实却是英雄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创造一切历史；人民尽管在历史上的作用很大，也不能创造一切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具体性，随着生产的发达而日益显著。生产越发达，社会分工越细，人们就越是固定在某个领域内活动，各自创造自己的历史。各个领域的特点愈显著，历史的内容也愈专门化。如果说全部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那么历史上就不存任何形式的社会分工，也不存在阶级的差别，统治者也不存在功罪问题，这完全不合事实。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人民群众是被统治者，是被压迫被剥削者，现在尊他们为全部历史的创造者，既使他们承受了非份的光荣，也使他们承受了不应有的罪责。（《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33-37页）
    问题之四，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经济是一切动力的动力的同时，承认恶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恩格斯赞扬黑格尔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他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又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说：亲眼看到这种灾难是极端卑劣的贪欲驱使的，使人感到悲伤。但是如果不经过这样彻底的破坏，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也是问题。然而在历史上，正是这种残暴的开疆拓土的活动，加强了各地区各国家的联系，刺激了生产的发展，使人类文明获得了进步。黎澍引证这些论点，旨在说明恶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37-38页）
    问题之五，关于英雄、人民和奴隶的问题：
    1987年12月，黎澍在《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目前在讨论中出入很大的概念，首先有英雄和人民，附带涉及的还有奴隶。因此，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说明：英雄有高踞人民之上的统治者，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人民之中，他们之为英雄，久为历史所公认。英雄有来自下层人民的，如“舜发于畎亩之中，传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他们都是为统治阶级效劳的，很快就同所从出身的人民告别了。也有为人民办实事的英雄，如包公、海瑞等。英雄同人民并不处于绝然对立的地位，奴隶中可以出英雄，英雄失败了也可以沦为奴隶，不能把英雄和奴隶完全对立起来。历史上除了英雄和奴隶以外，还有别的阶级和阶层的人，难道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历史或者不参加历史的创造吗？这不符合事实，也不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马克思总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所提的“人们”一词，包括各民族、各国家、各阶级的人在内。至于“人们即人民群众”这种说法，只在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有此一语，不足以证明列宁所说的“人们”均指人民群众。即使如此，人民群众也只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并非创造一切历史。（《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47-50页）
    问题之六，黎澍强调的基础观点：
    王学典在《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中，把黎澍的基础论点归纳为“物质生产的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除此之外的历史是非劳动者创造的”。黎澍认为王学典的看法错了，他的基础观点曾经反复强调说，只能是马克思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黎澍由此得到的理解是：“所有的人都在制造（创造）自己的历史，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各国人民都有他们的历史，非物质资料生产者、非劳动群众、各国统治者，也各有各的历史”。黎的这些话是针对《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而发的，由于该节强调了历史的一面，黎就替它补上了另一面。
    有的批评者提出，“在历史的每个阶段、各个时刻……确有那么些反动派、绊脚石、寄生虫、吸血鬼，阻碍着历史前进。如果把这些腐朽的、反动的历史活动，也冠以‘创造’的美名，岂不是对‘创造者’一词的玷污与亵渎？如果把这些所谓的‘创造者’与人群众一视同仁、平起平坐，那么历史还有没有是非之分？还有没有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之别”？关于这种批评，黎澍已在《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中作了回答，他说：恩格斯曾经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也可参考王学典《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中，对于“伦理史观”的批评意见。黎澍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
    有的论者对于批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由于逻辑推理的错误，不以为然。黎澍认为任何思想首先要合逻辑，人们才能承认为一种合理的思想。不合逻辑，又强要他人相信其有理，那就是强词夺理，断然不足以服人。（《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59页）
    （十一）三谈阶级斗争史观
    黎澍从反教条主义出发，1988年曾经三次谈到“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错误观点问题。这年4月，《求是》杂志记者李明三、姚眉平访问黎澍时，黎说：数十年来，我们常常把一切历史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史，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把它作为解释一切历史现象所由出发的理论观点。可是一查《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这句话的译文却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阶级斗争史”。这很好理解，自然没有问题。因为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但是如果把“一切社会的历史”，那就把阶级斗争史的范围扩展到非阶级斗争史的领域去了。如说“民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这种解释很难成立。阶级终有一天会归于消灭，而民族斗争会继续下去。按照“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错误观点来解释一切历史，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屡次谈到马克思的科学贡献时，都没有把阶级斗争列为马克思的一项贡献，只是说主要贡献有两项：一是发现唯物史观，二是发现剩余价值。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首次把阶级斗争列为马克思的一项重要贡献，特别加以强调。此说传到中国，产生了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等等，并对过去的历史作这样教条主义的解释，造成的混乱究竟有多大，还有待清理。黎澍认为，把阶级斗争应用于历史研究，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必须把原意领会清楚，不能用曲解原意的办法，把本来正确的思想改造成为教条，不能把一切历史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史；第二，必须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否则就会陷入主观主义泥潭，把复杂丰富的历史搞得简单、贫乏；第三，必须承认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真实描写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