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阶级观点的唯心主义问题：
    黎澍在《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和《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中指出：长期以来由于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蔓延滋长，使得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越来越简单化、绝对化。到了“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把它完全变质为历史唯心主义。他们在历史学领域散布的一切谬论，都是以这种历史唯心主义为依据的。不但否定了对立阶级之间、矛盾双方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否定了历史的基本联系，否定了一切社会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这种错误倾向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片面强调被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都是好的，进步的，革命的；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总是坏的，落后的，反动的；无产阶级和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从来就是很高的，没有以任何方式从剥削阶级那里接受或继承任何东西；因而阶级社会历史的内容，无非是剥削阶级的罪恶史和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讨伐史。并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谴责这种罪恶和歌颂这种讨伐。这种阶级观点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可是这种观点，对于林彪、“四人帮”是很有用处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弄得越空洞，越僵硬，越少科学性，就越有利于他们移花接木，偷换其封建专制主义的货色，“同资产阶级对着干”！“同十七年对着干”！（《再思集》109、111、125页）。
    （4）关于愚民政策问题：
    黎澍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和《关于发展历史学的几点建议》中揭露林彪、“四人帮”及陈伯达大搞愚民政策的反动作法。陈伯达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贯仇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1965年他曾先后两次向科学院正式提出取消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遣散全体研究人员。1966年1月，有个“理论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份《情况简报》上写了大篇批语，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其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好以前，无权从事研究工作，也无权为农民服务，可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下到农村去劳动。陈伯达和这个“理论家”的荒谬主张，在林彪、“四人帮”得势之后，竟然实施了。而且以“教育革命”为名砸烂研究机关，取缔学术团体，毁弃大量科研资料，禁止写作和发表学术论文，并且取消了大专院校中的教育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学、美学等许多学科。还把图书馆都关闭起来，不让人家借书，实行愚民政策。这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比，实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再思集》80、103、105、111页）
    （5）关于反对提高的问题：
    黎澍在《论提高》一文中，揭露“四人帮”借口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我国科学文化任何提高的错误作法。他们只许出版一些号称“普及”而又并不为工农兵欢迎的小册子，“注释”所谓法家著作，做了一些只能使人苦笑的事情。他们采取消灭分工的方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采取合并学科的办法来标榜所谓“教育革命”。黎澍认为，没有分工，就没有科学文化的提高。没有脑力劳动的高度发达，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不可能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林彪、“四人帮”不仅反对提高，而且反对“专家办所”，由一些不懂科学技术的人去办，使得我国科学界至今人才寥寥。他们反对“成名成家”，要求把不同的才能和智力拉平，禁止有任何出类拔萃的人物出现。他们反对“白专道路”，以致许多人把“专”视为畏途，谈“专”色变，仿佛一“专”就“白”。他们大力提倡的“红专”道路，鼓励一些人在政治上不厌其烦地作革命的自我表白。“四人帮”的文学侍从极力迎合这种幼稚可笑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说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按照这个“愚民政策”的逻辑当然是越没有知识就越革命了。他们还反对“个人奋斗”，反对“知识私有”，指责知识分子都是知识私有者，使得广大的知识分子队伍遭到惨重的破坏。这算什么马克思主义！黎澍在《关于发展历史学的几点建议》中指出：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简直怀有深仇大恨，越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越是仇恨。因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假的，你搞真的，一定要被整得七零八落。（《再思集》78、80、133、135-137页）
    （6）关于通向“文革”之路的问题：
    黎澍认为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从思想方面来说，第一是教条主义，第二是个人崇拜。为什么一些人对于教条主义那么容易接受，接受之后又那么难于抛弃呢？这是由于愚昧和不动脑筋。愚昧从何而来？来自贫穷。有了愚昧就有教条，就有个人迷信。教条主义的口号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经济上就是越穷越好，越穷越革命。人民不能太富，富了就要为修。大家的文化和理论水平不高，不知世界之大，只守着这一点点东西，这就成为个人专断的最佳土壤，也是个人崇拜的来源之一。个人专断是普遍的，与长期存在的中国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到了“文化大革命”，除了一片万岁声，还有什么别的？解放以来，文化圈子里知识分子一直挨批，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红楼梦》，批评胡适之，批评《海瑞罢官》，一路批下来，就是对知识分子不放心，只喜欢那些听话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吗？如何消除个人迷信，黎澍认为，一是发展经济，二是提高文化，三是普遍推行民主制度。但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37-141、204页）
    （十）论历史的创造者
    从1984年到1988年，黎澍写了五篇文章探讨历史的创造者问题。这就是1984年写的《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986年写的《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和《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987年写的《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1988年写的《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史学工作者认为“这些鲜明而犀利的论点提出之后，触动了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无疑，这将会在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理论发展史上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实现了“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史上的第三次大突破”（据王学典的《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原载山东大学《文史哲》双月刊1988年第1期）这种大突破表现在上述五篇文章中，探索了下述六个问题。
    问题之一，揭示了这一错误命题的历史根源：
    苏联哲学家尤金在1939年发表的《论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马克思学说》，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苏联又一哲学家康士坦丁诺夫在1951年主编的《历史唯主义》中，也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章节。1959年根据苏共二十大决定重写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正式肯定“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把它变成官方认可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且由此发展成为僵死的历史教条。黎澍认为苏联学者提出的这个命题，在中国一变而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个提法的创始人是历史学家范文澜。1949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以《谁是历史的主人》为题发表演讲时说：“过去历史是以帝王为主人的历史，我们今天要推翻它。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这样说过，这个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