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一经怀疑，马上打倒。而一经打倒，就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据说这叫专政，否则算不得革命。”经过十年浩劫，“使人们仿佛从一场非常难过的噩梦中醒来。”（据《早岁》1页）定睛一看，不知道有多少才华横溢之士死于非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也丧身于“四人帮”手下，这使黎澍感到十分悲愤。湖南造反派跑到北京找黎澍“外调”，诬蔑《开明日报》为“反动报纸”。黎澍当即予以驳斥，指出这种看法完全违反事实，是非常荒谬的，马上为文证明《开明日报》如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何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编辑部成员是些什么人，刘岳厚被国民党停止党籍的经过等等。当时南京的外调人员要黎澍写篇关于《观察日报》政治背景的材料，证明曾在《观察日报》工作过的邓克生、冯秀藻等八个人的历史情况。黎澍认为，“谁都没有想到历史在梦境中，居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连举世共知的事实，都可以从中推演出种种似乎难以解释的疑问。”（据《早岁》1页）为了消除外调人员的疑问，他就把《观察日报》成为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的经过，以及八个成员的政治态度和工作表现逐一列举出来，澄清了这段历史。对于主编过《经济学讲座》专栏的邓克生，后来他专门写了《怀邓克生同志》一文，指出邓曾在长沙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出钱帮助地下党创办《湘流》三日刊、《前进》周刊、《民族呼声》半月刊以及《观察日报》，并曾拿出5000元资助中共湖南省委从长沙迁到邵阳，以致他家的“以大纸庄”竟因此而消失了。可是在“文革”中的唯成份论，成了知人论世的唯一标准，竟对如此长期尽瘁革命事业的地下党人横加污蔑，未免令人叹惋。打倒“四人帮”后，黎澍奔赴呼号，极力为翦伯赞、吴晗等平反。发表为吴晗平反的文章时，黎澍对丁守和谈了一段轶事：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听到毛主席说：“我们也需要海瑞那样敢言的人”而写的，像他这样算是紧跟的人也不能容他，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悲剧。
    （八）狠批封建主义 
        “四人帮”垮台了，黎澍站起来了。他对“四人帮”的革命义愤，像火山一样爆发。1977年写了三篇文章，刊载于《历史研究》及《光明日报》上；又于1979年写了两篇文章，刊载于《历史研究》和《人民日报》上。这五篇力作，从各个方面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文学侍从们大搞封建专制主义的罪行，成为70年代史学界的最强音。
    （1）揭批江青的胡说八道：
    江青自称发现了儒法斗争是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线索，从春秋战国一直贯串到现在，长期都伴随着儒法斗争。她说，“历史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残酷极了”。黎澍指出，江青这种定义之为胡说八道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儒家和法家。先秦法家是研究刑名法术的学派，儒家是以诵习礼乐为职业的文学之士。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老百姓，而儒家则是以伪善来欺骗老百姓。大法家李斯起自基层，并不是受压的；大法家韩非出身贵族，并非起自基层；大法家秦始皇更是出身高贵，从来没有下过基层，当然谈不到受压。儒法斗争在先秦存在过，当时是百家争鸣，不仅存在儒法斗争，在儒墨之间、儒道之间，都有斗争。汉武帝独尊儒术，并不与法家处于对立状态，而是二者同为统治老百姓的手段。确有尊法思想的王安石，竟自称是孔孟的忠实信徒。由此可见，“四人帮”的文学侍从梁效、罗思鼎所说的：“反儒必定尊法、尊儒必定反法，”，也是胡说八道。（《“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再思集》1-3页）
    （2）揭批“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史的骗局：
    黧澍在《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中说：江青认为儒法斗争，前期有儒，后期有儒，现代中国还有最大的儒。“四人帮”操纵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不是批林彪，不是批孔夫子，而是批现在的儒，特别是批现“最大的儒”。这是因为1972年党中央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其中一部分人恢复了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准备恢复工作。他们认为重新起用老干部就是“举逸民”，就是“复辟”。并把周恩来总理看做是所谓“保守势力”（即党的老干部）的后台和代表，发表了大量批“宰相”（周总理）的文章。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吐露了杀机：“吕后了不起，帮助刘邦打天下。刘邦没有杀韩信，吕后果断地杀了韩信。”江青想做共产党的吕后，一朝大权在手，她就要大杀诸如韩信一类的老干部。他们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从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武则天，直至康熙、乾隆皇帝，“四人帮”把一大批封建统治者都给戴上法家的头衔，无条件地加以颂扬；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说成是孔夫子的徒子徒孙，是“现在的儒”，要统统打倒。黎澍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指出：明朝“朱元璋建立政权以后，杀人之多超过历代帝王。许多地方小吏为了向皇帝讨好，上表歌功颂德，都因表文用字触犯忌讳，被杀了头。”“四人帮”的文学侍从罗思鼎却大呼“痛快”。（《再思集》6-7页）。这就是“四人帮”及其文学侍从们大搞儒法斗争史的骗局。
    （3）揭批“四人帮”尊法的假马克思主义
    “四人帮”用来批孔的思想武器，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地主阶级的法家学说。认为法家不但是反封建的力量，而且反得比资产阶级更坚决。“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彻底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黎澍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指出，按照这种胡说八道，法家思想并不属于“反动的观念”，到今天仍然是革命思潮，这算得是马克思主义吗？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利用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统治经验而得到有效的巩固，把封建专制主义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大大宣传了一阵子，流毒至为深远。（《再思集》13-16页）
    （4）揭穿“四人帮”反儒仁政的谜底：
    “四人帮”及其发言人梁效、罗思鼎认为仁政是孔孟之道，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一概加以攻击。黎澍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说，他们这一伙既不懂历史，也不读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在1953年就曾说过：“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无产阶级的仁政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怎么能够不加区别地一概加以攻击呢？他们真是要搞民主政治吗？完全是骗局。他们攻击仁政的罪名是：“打着行仁政和关心群众福利的旗号，极力宣扬物质刺激，金钱挂帅，用私有观念腐蚀群众，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墙脚”。人们一看便知，这种借古讽今之论，是在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揭穿他们攻击仁政的谜底，主要是两条罪名：一条是搞“民主政治”，一条是“关心群众福利”。这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再思集》17-21页）
    （5）揭穿“四人帮”反对“爬行主义”的实质：
    黎澍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又指出：什么叫“爬行主义”，完全是“四人帮”的捏造。它同毛泽东反对的爬行，完全是两回事。毛泽东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贯要求高速度，反对爬行。而“四人帮”的发言人用最恶毒的流氓逻辑，攻击“样样靠引进”的所谓“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其顽固反动与清末顽固派把坐过轮船的和当过翻译的人一概叫做“汉奸”，是完全相同的。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积极拥护者，反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反对同外国进行贸易，力图使中国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去。这些冒充“爱国”的新闭关主义者是地道的假左派真右派，是最愚蠢最顽固的反动派。（《再思集》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