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与《求是》杂志记者的上述对话发表于该刊1988年第4期后，他在这年9月20写给上海唐振常的信中说：“《求是》谈话，插进了一篇文章的开头一段，旨在试深反响。现在可以判断无人反对，甚至可以说反应还算好，因为无可反对。下面文章就难说了。我想说文学史和艺术史都不是阶级斗争史，可能会遭到许多人反对”。（据唐振常的《痛定思黎澍》，原载于《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黎澍与《求是》杂志记者对话后，又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记者黄春生作了一次对话，指出：人类社会历史涵括了哲学、政治、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发展史，仅就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言，不可能是阶级斗争推动的结果，阶级斗争越激烈，就越缺少科学赖以发展的政治经济条件。至于文学艺术是以民族感情的表达方式相区别，而不是以阶级相区别。文学艺术的佳作都对激起不同阶级和阶层人们的美感，其间只有个人风格的不同，鲜有阶级差别。凡是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如果要为社会所承认，首先必须与常人相忘于悲欢离合、感物怀人的共同境界，而不考虑同情者的阶级地位。我们现在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也必须首先是为一般人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才能为工农兵所欣赏。文学艺术的发展及衰落，除有其自身的特性外，还受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即使是反映阶级斗争现实的作品，也不应机械地称之为阶级斗争的产物。文艺作品能够超越阶级斗争之外，不应该挂上阶级属性标志。“阶级斗争创造一切历史”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该书作者看来，既然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那么，阶级斗争自然是一切历史的创造者，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历史，那么，阶级斗争只是人类历史中一时存在的现象，断然不能看作是历史的唯一内容，尤其不能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了防止“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噩梦重演，黎澍认为，首先要完善法制，建立民主的政治机制，保障人们的基本权利，肃清奴隶式的道德，培养健全独立的人格和积极的民主意识。其次，清除教条主义，剔除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第三，继续批判封建主义。（据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1989年3月〈未定稿〉）
    （十二）勇于创新的学者
    “独立思考”，是黎澍研究历史问题的座右铭。他常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未言，成为敢于创新的学者。他在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记者黄春生的对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否句句是真理？有的话本来就不是真理，有的话从前是真理，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已不能算是真理了”。“过去我们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中，很多是教条主义的内容，很多是误解，甚至歪曲……要甄别出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然遭到还未认出、或不承认的人们的反对。但是如果任凭那些实践已经证明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冒充马克思主义，那么发展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句空话。”黎澍除了对历史的创造者和阶级斗争史观这两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敢于创新以外，还对下列六个问题进行了创新的探索。
    （1）关于暴力斗争的历史作用问题的创新：
    有记者问：“以往人们认为暴力革命推动了社会发展，您是怎么看的？”黎澍说，暴力革命的作用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非暴力革命具有暴力革命所不曾有的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马克思只是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不能放弃武装斗争，一旦社会主义建立起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暴力革命便失去了它在旧的生产关系中的作用。任意夸大暴力革命的作用，就会激发象“文革”中的打、砸、抡、抄等暴乱行为。（以上据黄春生《访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原载于198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黎澍在1988年给《群言》杂志第6期写的《彻底之底》一文中指出，我们过去实际上过分迷信暴力，认为军队打到哪里，一个命令就可以把旧社会改造过来。而事实告诉我们，这是使旧社会习俗屈服于暴力，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革命。真正的不可抗拒的革命，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都不是靠暴力完成的，也不是任何暴力所能完成的。任何暴力手段，不论是自上而下的，还是上下夹攻的，都无济于事。暴力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改变传统的表现形式，不能改变潜在的思想意识。黎澍在《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中批判“四人帮”文学侍从的言论时指出：戚本禹在《评〈清宫秘史〉》一文里，把义和团捧上了天，认为暴力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肯定。这个简单的公式，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
    （2）关于改良运动问题的创新：
    关于这个问题，黎澍在《一九七九的中国历史》中作了说明。他认为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一次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要求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样一种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改良运动，不管它多么不彻底，却是以往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未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启蒙运动的作用。过去总是斥之为改良运动，应予拨乱反正。黎澍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过去把在反动政权下从事工业、科学、教育、卫生等工作的人，看作是走改良主义道路，批评他们对反动政权存有幻想，对他们作的工作一笔抹煞。现在批评显然缺少分析。所谓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实际上也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种否定。因为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政府，都把恢复和发扬中国封建文化，当作巩固其反动统治的根本，而对科学和民主则采取排斥的态度。至于这些知识分子在长期专业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所作的创造发明，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则在革命胜利后成了人民的宝贵财富，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把他们在解放前所从事的工作，看作是走改良主义道路，那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缺乏分析和了解。（据《再思集》95至97页）
    （3）关于中国近代史主流问题的创新：
    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很乱。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对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完全给予肯定。黎澍认为，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而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的，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这是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应当拨乱反正。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没有完成建立民主政治和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这才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代之而起。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也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才比较接近事实。（据《再思集》128页）
    （4）关于“西学为体”问题的创新：
    1980年11月，黎澍在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问题，遭到强烈反对，误以为黎澍主张“全盘西化”而难以接受。后来他经过反复思索和观察，依然认为自己是对的，遂于1986年7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这篇发言稿。稿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勇气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传统观念颠倒过来，改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马克思主义是西学，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承认西学为体。如果以中学为体，那就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学习四书五经，那就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指出：“中国人将被欧化”。按照恩格斯列举的“欧化”，无非是“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共产党宣言》中所谓“东方从属于西方”，“农业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就是因为西方资产阶级创造了强大了现代生产力，远胜于东方的农业民族，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打上门来的情况下，我们被迫向他们学习，争取进步，抛弃落后，使自己现代化，是唯一的出路。至于如何为体？如何为用？黎澍认为，体指内容，用指形式，这与毛泽东所谓“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是一致的。不过内容和形式不是对立的，而且在各个不同领域中，中西文化结合的形式不一样。文学艺术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取其形式，内容是民族的，或者基本上是民族的。而科学技术的内容，即具形式于其本身，很难认为有民族形式的不同。只有伦理道德观念和思想方法，往往中西互异乃至相反。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思想方法也是会变的。
    （5）关于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问题的创新：
    《人民日报》在1988年5月6日，发表了黎澍的《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一文，其中说，对立面的斗争，可否理解为“一分为二”？对立面的统一，可否理解为“合二而一”？黎澍认为“都与原义不符”，都是“翻译未定”。对立面都是两个相反的面，并不是二；二可以是两个相反的东西，互相矛盾；也可以是两个相同的东西，并不矛盾。《庄子》所谓“一尺之笙箠，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常被用来说明“一分为二”和“无限可分”。但是这种“分”和“合”，始终是外力造成的，不是内部变化的结果。不论如何分，这一半和那一半总是箠，不是对立面。这也说明我们的理论观点有认真清理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