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2日，丁伟志听到黎澍病重住院的消息，匆匆赶到协和医院去看黎。在半小时的谈话中，黎曾非常清醒地重复一句话：“我是一个标准的秤砣”。联系到他当时所谈的事，以及他一生的为人，丁伟志认为黎澍大概是在说：“自己的一生，言行处世，一本致公，是是非非，概无偏私，像个秤砣一样。（据丁伟志的《要为真理而斗争》，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9年第2期）黎澍夫人徐滨在《尊重黎澍的意愿》中诉说了黎澍生前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骨灰盒不进八宝山，不到那里去排座次，“那里的人并不都喜欢我，我也并不都喜欢他们，何必挤到一起去呢？”这话里不知道包含着多少辛酸史。就在“一二·九”运动53周年纪念那天，一代学者终于告别了他未走完的路。
    李锐在哭黎澍的《最后一天的书案》中，记述了黎澍死于书案前的原因。早在1983年黎澍因受到不应有的批评刺激，导致心肌梗塞，好不容易才把他抢救过来。这次发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全身动脉早已硬化，血压早已升高，他仍不以为意，继续持久伏案赶写三篇文章，一篇是《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纪念“五四”七十周年》，一篇是《清末新政：封建中国变革的开始》，一篇是《论全盘西化》。桌上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纸片，上面写了或多或少的话，其中有“欲求社会进步，必须打破传统，还必须善于利用传统，才能推动进步。但利用传统，还必须预防为传统所利用。”又说：“利用传统，往往可使革新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利用，也意味着与旧势力的妥协，放弃反对它的斗争，延缓某些改革的进程。如果延缓改革，渐变为放弃改革，那就与旧势力合而为一了”。黎澍把捕捉到的这些闪光的思想记在纸片上，准备插入正在写作的史论中去，使对历史的探索和对现实的观察，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启示，有机地联系起来，力求有助于人们对现实的改革开放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反映了他写作史论的特点之一。他为了探索真理而猝战死于书案前，活着的人们应该怎样的努力来填补他留下的思路呢？作者为此写一幅悼念老友的挽联：|既反封建，又批教条，勇于实践，才与命搏！|甘当秤砣，挑战传统，宏愿未偿，遗篇谁续？
    这就是黎澍走过的路。
    1995年10月21日三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