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揭穿“四人帮”大搞“古为今用”的实质：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在1964年对一封信的两句批语，“四人帮”无视这个指示的精神实质，把“古为今用”变为一个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口号。黎澍指出，江青曾经公开宣称：“我不是玩古的，我是要实用的。”在他们那里，“古为今用”实际上就是“古为帮用”。在他们的笔下，什么样的怪事都有。《红旗》杂志1975年第10期发表了几篇评论《水浒》的文章，其中一篇以宋江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另一篇又用宋江影射攻击邓小平副主席。“四人帮”为了现实的政治需要，大搞影射史学，大搞复古主义，把吕后和武则天颂扬为比共产党人还要先进的伟大革命家，把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看作是比马克思主义还要高超的伟大理论。必须肃清他们散布的流毒，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关于“古为今用”的思想。（《正确理解“古为今用”》，《再思集》35-37集）
    （7）揭穿“四人帮”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为了泡制《海瑞罢官》一文，策划于密室达七、八月之久，修改了不知多少次。他们布置讨论《海瑞罢官》的一份材料中，完全是把无辜的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看待，记录中的种种“指示”，大量使用了对敌作战的军事术语：如说：“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面上来”。又如：“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黎澍指出，“四人帮”为了建立法西斯统治，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他们实现这个阴谋的大障碍，采取各种最恶毒的诡计，诱使所有被认为不听驱使的知识分子进入他们布下的罗网，制造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冤案。不仅使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9年11月冤死于狱中，关在全国各地株连了难以数计的作家、演员和其他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文学狱甚多，未有大于此者。而这个大冤案，不过是“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举诬蔑、陷害广大知识分子的开端而已。（《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再思集》66-74页）
    （8）指出封建势力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
    黎澍在《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封建势力得以继续存在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他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从古代到近代很少进步，生产方式没有改变，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不仅是一个改革社会制度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思想革命的问题。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没有引起社会制度的真正变化。最初的排满革命之所易得响应者，是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易于取得保守的人们同意的缘故。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很微弱，不可能取代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革命也没有触及经济基础，封建传统继续统治人们的头脑。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孔学的批判，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关键，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义义革命的关键。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当时所谓新文化，在世界上已是旧文化，在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的封建复古思想的联合进攻下，打了几个回合，就站立不稳，只好偃旗息鼓，名存实亡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曾经一度使得南方数省农村中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发生动摇，可是因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抬头而遭到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苏区人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但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采取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终于使革命孤立起来，再次遭到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革除了农村中的许多封建恶习，对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在党内批判了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但为了扩大抗日力量，而对老八股讲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废除了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着眼于经济上解决封建剥削问题，不是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清除封建传统的影响。建国以后，在全国厂矿企业中进行了反封建斗争的民主改革运动，在社会上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清除了一批封建残余势力。特别是在新解放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对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因我国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的，还存在着大量来不及清除的封建残余影响，加以一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以致封建思想习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乘机死灰复燃。林彪“四人帮”以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和“反修”、“防修”为名，一边高喊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边却向封建时代加速地倒退回去，最后发展到在毛主席像前举行宗教仪式：早请示，晚汇报。还在饭前读几句语录，以表虔诚之意。还在机关门窗上贴满“忠”字，作为对毛主席表“忠心”的标志。林彪集团惯用的封建宫廷斗争手法，就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最后，发展到秘密策划暗害毛主席。他们还吹捧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天才领袖”，企图搞林家世袭。1976年9月，“四人帮”在其控制的一些单位蒙骗了不少群众去向江青上“劝进表”，要她登上女皇宝座，这使历史仿佛已经退到袁世凯的“洪宪”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面临着毁灭的危机。（《再思集》39-63页）
    为了防止封建残余势力，不再出现复辟倒退的曲折，黎澍认为必须长期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大大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还必须在各方面建立稳定的秩序，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个建议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
    （九）大反教主义
    黎澍在1977年至1979年狠批封建主义之后，就把批评的重点转到大反教条主义。关于这方面的评论，他在1979年写了三篇，1981年和1983年写了两篇，1986年写了两篇，1988年写了四篇。在这11篇论著中，他从六个方面抨击了教条主义。
    （1）关于教条主义的来源问题：
    黎澍在《通向“文化革命”之路》中说：教条主义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是从第三国际那里来的。王明是第三国际派来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要把王明整下去而不开罪第三国际，就得学习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后，赫鲁晓夫想强迫中国就范，中国人不买帐，于是就反修。修在哪里？赫鲁晓夫不过把斯大林的体制稍微改变了一点点，我们就反，其实，人家已经够教条啦。1960年、1962年、1964年的“反修”，是教条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极点的表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更僵得拐不过弯来的，什么都是资产阶级，简直使人感到坐立不安。（《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37-139）
    （2）关于简单化绝对化问题：
    黎澍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中指出：社会科学领域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的倾向。后来林彪“四人帮”及其文学侍从们又把它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哲学只能讲矛盾的斗争，不能讲矛盾的统一；只能讲一分为二，不能讲合二而一；只能强调意识对存在的能动作用，不能强调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讲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能讲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只能讲缩小差别的消灭差别，不能讲差别的存在；只能讲政治挂帅，不能讲经济规律；只见人，不见物。历史学只能讲阶级斗争，不能讲阶级社会是不同阶级的对立统一；只能讲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能讲封建统治阶级某些调节政策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只能讲儒家保守，法家进步；儒家反人民，法家爱人民；儒家是投降派，法家是爱国派；儒家搞唯心主义，法家搞唯物主义。文艺批评，只能强调作品的政治性，不能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只能讲典型的阶级性，不能讲典型的个性；只能强调作家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不能讲作家创作方法的重要意义。文艺只承认八个样板戏，社会科学只承认梁效、罗思鼎两家。总之，他们要在毛泽东一再宣布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和科学领域里展开全面专政，把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全部剥夺干净。他们自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切为他们所反对的人和事，都是他们全面专政的对象。（《再思集》108，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