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关于“造反有理”问题的创新：
    黎澍在《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中又说，我们曾经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可以概括为“造反有理”，其实不能这样做。《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在历史上，“造反”可以变更私有者，便穷人变成富人，但不能改变私有制。可见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造反有理”，有失原意。“造反”一词的习惯用法，只是表现一种直觉的对抗情绪，加上“有理”二字，容易使一些人受骗上当，很易为野心家所利用。现在除了翻译和理解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清理苏联理论思想影响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经过苏联教科书的改编，一方面程式化了，另一方面也僵化了，有的甚至还走了样，唯物主义变成了唯心主义。至于“资产阶级法权”、“爱国主义”等等概念，黎澍认为，都有与从前涵义不同的译法和看法，也须加以澄清。
    （十三）乐于扶青的大师
    创新和扶青，是《历史研究》杂志的两大特色，要作到这两点，需要有远识卓见和慧眼，还需要有推进史学繁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黎澍主编《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两杂志期间，不仅发表了一批创新的论著，而且培养了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60年代初，他到近代史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曾从全国大学毕业生中挑选30来名优秀青年，为中国近代史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并通过发表文章，召开青年作者座谈会，颁发青年优秀论文奖等形式，推荐了一批优秀青年作者给有关单位。北京大学一个只有17岁的学生沈元，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后来摘掉了帽子，在北京街道办事处工作。1962年夏，科学院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把这个22岁的沈元推荐给黎澍时说：“这个人不错，有些才学”。黎澍就把他安排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62年的《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沈元的《“急就篇”研究》，当即有人批评《历史研究》不应该发表“摘帽右派”的文章，黎澍不以为然。1963年《历史研究》第1期又发表了沈元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有人直接向学部领导提出批评，黎澍又不以为然。1963年《历史研究》第3期又发表了沈元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引起了更大的风波。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给黎澍打电话：“有人联名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说是重用了右派，让右派出名，鼓励白专道路”。这使黎澍受到了压力。（据丁守和的《关于〈历史研究〉的若干回忆》，原载《历史研究四十年》）1964年3月12日，黎澍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文章，题为《让青春放出光辉》。文中从科学家伽利略25岁以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就闻名于世，到毛泽东26岁主编闻名一时的《湘江评论》，列举了古今中外在青年时代就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共32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都包括在内。指出“青年是一切时代的最生动的力量”，这些人物之所以杰出，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天才，而是在于他们都有“远大的志气和正确的世界观，能够摆脱庸俗和琐屑的个人欲念的纠缠”。就是这样一篇充满激情而又稳妥平实的文章，竟然也触犯了当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禁忌，受到某“权威人士”的严厉批评，指责为宣扬“成名成家，个人奋斗”。（据李侃的《略谈黎澍史学思想的特色》，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事后，黎澍私下对人说：这篇文章隐含的主旨是政治运动太多了，一次运动不仅搞掉了一批有才华的青年，而且还耗费一大批青年的才华，使他们忙于政治运动，而无时间钻研学问，那怎么能出人才呢。（据陈文桂的《黎澍》，原载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311页）1963年夏秋之间，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谢本书，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当助教，因为编了一本讲稿受到黎澍的赏识。该校方国瑜教授到北京开会时见到黎澍，黎即询问谢的情况，方说谢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是有培养前途的共产党员。黎即表示，这个青年我要把他借来，协助我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谢在北京工作期间，黎曾极力予以帮助。当时关锋、戚本禹以史学界“霸主”自居，引起老一辈史学家的不满。谢就写一篇论学风的短文，批评史学研究中的不正之风，并经翦伯赞亲自修改了。发表前，谢将此文征求黎的意见，黎沉思了很久后说：“此文不错，但是现在不能，一发表，可能会引起风波，还会追到翦老的头上”。这篇稿子于是就压了下来。不久，“文革”开始，报上点名批判翦伯赞和黎澍，谢本书被指责为“黎澍的修正主义苗子”。1972年夏，黎刚获得“解放”，又关心起青年人来了。他写信给云南大学，要求把谢本书和郑绍钦借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俄关系史”课题组的工作。谢去拜访黎时，他仍然象过去一样热情，但是谈话却比过去少了，也不愿意多谈“文革”中的遭遇。（据谢本书的《忆恩师黎澍》，原载于湖南《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第33期）傅白芦在《沉痛悼念黎澍同志》一文中，回忆了一段往事：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筹办时，“好几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幸者，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颇为引为注目。心有余悸的人们不免替他担心。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广揽人才，早为某些人所忌刻，并且成为长期受到排挤和不公正待遇的原因之一。但他并不吸取这些‘教训’，还是处之泰然，坚定不移地落实党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还嫌迟了”。（原载于1988年12月24日《长沙晚报》）这是黎澍广揽人才的一贯作风。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中说：初生之犊，往往不免于幼稚，但他们有一个为许多前辈所不及的特征，就是勇于探索。他们要求研究那些未经前人研究过的问题，敢于提出一些前人未曾提出过的见解。“他们的探索精神，表明了我们民族青春长在。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只有老一辈的人在思考，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要珍惜青年的这种积极性，鼓励他们研究问题，追求真理……同时要认真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他们尽快地成熟起来”。（据《再思集》119页）
    （十四）“一个标准的秤砣”
    黎澍的早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开拓新闻出版事业，素以善于利用传统和勇于反抗传统而闻名于同行之间。黎澍的中期，是在教条主义日益发展的束缚下工作，间常以沉默来抵制教条主义的影响。黎澍的晚期，是位敢于创新，敢于说真话的史学革新先行者。1979年他有句名言：“科学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事业，即使冒犯了上帝，也要无所畏惧”。（据《再思集》119页）。他的后半生为此而奋战了十年。他的不少史学论著均以独特的风格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但他从来不以权威自居，当然更不迷信别人的权威。他不唯上，不唯书，不附和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他认为学术问题不能以“一言”代“群言”，不能以“一尊”压“百家”。1979年春，他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于“学术民主”问题作了卓有见地的阐述。他说：“学术问题绝对不允许搞集中制，有了争论，只能平等讨论，不能服从多数，不能服从个人，不能服从权威，不能服从定论。”（《再思集》82页）黎澍对人对己都用一个砝码去衡量。他在《未完的回忆》中指出：“反右派成了制约百家争鸣的砝码……反到鸦雀无声，又说还要百家争鸣，如何适得其平？手执砝码的人都想加码。稍一加码，又使百家为之钳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黎澍对于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却是勇于承认错误和修正错误的。他在《再思集》的《作者说明》中就这样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的伟大转折点，这一转折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我过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了解的肤浅和错误，纠正了其中比较显著和已经有所认识的部分。编入本书的各篇，反映了我个人思想上的这个变化，故谓之‘再思’云……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这是黎澍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他在《黎澍自选集》序言中说，“比较起来，可以认为发表了一些颇具独立思考，并非人云亦云的文章，还是在‘文革’结束以后”。1988年他在《评陈铁健著〈瞿秋白传〉》中说：“违抗流俗，独具创见，揭露历史真象，总结历史教训，这需要胆识和气魄，需要历史学家的史德、史才、史识”。这就是他的自我写照。
    黎澍一身正气，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从善如流。他既不以权谋私，也不以学干禄，热心世务，而又淡泊自守，成为他的独特风格。唐振常在《痛定思黎澍》中，描述了黎澍早年在成都主编《华西晚报》时的风度：不知疲倦地工作，不言忧愁地生活，随时随地都表现出充分的乐观精神和高昂的斗争意志。日常不多言，往往是一句两句使你与他共通。每当几个比他年轻的同事有些苦闷或烦恼时，他总是习惯地两手直放，双肩微耸，头偏右摆，问道：“怎么啦？喝酒去”。小饭馆一坐，三杯下肚，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的话不会使人哈哈大笑，却常寓机智于幽默之中。（唐振常的《痛定思黎澍》，原载于1989年《历史研究》第2期）。50年代黎澍在新华总社、新闻总署和中宣部工作期间，由于解放前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而产生的一种老百姓意识变不过来，日常只有是非观念，对上级不自觉其为下级，对下级不自觉其为上级，如此没上没下，人们称之为自由主义。到了反右派斗争时，因为极力保护了遭到错误批判的青年同事，被称为“党内民主人士”。（据《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65页）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8天，谢富治、戚本禹找田家英谈话，田回到住地就寻了短见。这一噩耗传到黎澍耳里时，黎早已被“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打翻在地。当时有不少人打听黎澍是否也已经引颈上吊了？可是黎的思想情绪恰好相反，他深信历史的辩证法，一定是整人者人亦整之。后来他果然看到了这种连台好戏。（据《田家英的悲剧》，原刊于《随笔》）1978年黎在上海见到了唐振常，谈起“文革”中的外调情况时，黎说：“算来算去，应该向我外调的人都来了，就是没有你，以为你凶多吉少。”唐说：“当时我倒是想到过死的，但一念之间，忽然冒出了个念头，只是不堪儿女心，从此念绝”。黎即正色道：“为什么要死？白便宜了那帮人”。（据唐振常的《痛定思黎澍》）这时黎澍的政治义愤吹响了时代的战斗号角，昼夜赶写文章，狠批林彪“四人帮”及其文学侍从们猖狂一时的大量罪行。但在两个“凡是”未被推倒前，这个不能批，那个不能写，他为了冲破教条主义的禁区，多次亲身闯公堂。1983年初，丁守和去看黎澍，问他在干些什么？黎曾气愤地说：“天天上午开会，连着开了五天，谈着谈着，冲我来了，我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们一通。”过了几天，黎就病倒住院了。（据丁守和的《回忆黎澍二、三事》原载于1989年《历史研究》第2期）1987年的小道消息传说黎澍出了什么问题，唐振常即写信问黎黎究竟如何？黎回信说：“照说应在数内，其实不在数内。即使在数内，也是第三梯队了”。其时，黎的《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在北京不能刑出，后投稿于《文汇报》，上海也压了颇久，他曾写信给唐振常说：“他们退回来也就算了”。（《文汇报》直到1987年12月15日才发表此文。）尽管遭际种种不平，黎澍一颗探索真理的心未尝稍息。他在1988年又写了四篇文章，继续大批教条主义，真是一息尚存，战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