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杰出的历史学家，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解放前，历任《观察日报》和《开明日报》总编辑，国际新闻社经理，《华西晚报》主笔，《文萃》周刊主编，香港新华社总编辑。建国后，曾任中宣部报纸处处长，出版处处长，党史资料室主任。1955年以后，致力于历史研究工作，历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等职。他学识渊博，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对中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教条主义，以及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特别对于“文化大革命”，都有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是中国史学界拨乱反正的先行者，对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从大革命到一二·九运动
    黎澍，原名树苍，1912年2月7日出生于湖南醴陵。童年时，就读于醴陵私立开元学校。这所学校是大革命时期该县传播革命思想的中心。当时使他受到的革命教育之一，就是留法归国学生汪泽楷教唱的“国际歌”。黎澍认为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恐怕以这首歌词为最有普及之功。大家唱着“团结起来到明天”，“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使人们感到自己也有力量。另一位对他影响最深的老师是匡宜民，匡教国文课时爱讲《水浒传》，常把学生叫到台上当众背诵其中的一段，这使黎澍熟记了“王教头私走延安府，史纹龙大闹史家村”这些篇章。大革命时期反封建传统的斗争是很激烈的，黎澍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1926年冬，开元学校师生推倒了神像，于是农民协会大批农民包围学校，高喊要法办捣毁神像的人。县长潘疆爪亲自赶到现场，把为首的农民带回县府，问明了原委，砍了脑袋。后来黎澍在《早期教育改革亲历记》中说：“潘老师（曾任黎澍那个班的国文老师）维护新学堂，拒绝同农民的落后思想妥协，决心很大，于此可见。”大革命失败后，开元学校是怎样结束的呢？黎说：“它被反革命浪潮吞没了……是失败在传统势力手里。传统是倒转历史车轮的真正的惰力”（《早岁》130页）
    1928年夏，蒲代煊叛变，供出黎澍参加了共青团，醴陵县政府下令通缉，黎遂远走长沙，考入长郡中学肄业。当时长沙各校规定学生入校，必须填具《誓愿书》：“一、绝对崇信国民党党义；二、绝对不加入一切反动团体；三、绝对遵守校规”。同时还要上交保证书，声明“该生如有违反上列情事发生时，保证人自愿负连带责任。”这些规定，束缚不了黎澍。他入学不久，偶然获悉开元学校匡宜民老师被关在长沙狱中，遂于每个星期天去探监，隔着小小的铁窗谈话，帮助匡老师传递信息，代购所需物品，历时一个学期。寒假后再去探监，匡老师已不知所终。黎的堂姐黎树庄、堂妹黎树蓉，都是牺牲在国民党屠刀下的地下党员。有一次，湖南省主席何键下令杀了三个女学生，最小的不过十四、五岁，竟被陈屍广场示众。鲁迅为此事写过一篇杂文，悲愤地说：“革命从来不是杀头能够吓退的。”那时的黎澍不过16岁，也没有因此而吓退。
    “马日事变”后，省一中学生殉难者30余人，省立一师学生被杀者更多。1928年春，省政府将一中与一师合并为省立第一中学，以省立一师旧址为校址。1931年秋，黎澍考入一中。一师留下的一位老工人常对新生闲话城南轶事。话说有个何胡子（何叔衡）常同小伙子在礼堂跳集体舞，常在夜校手把手教工人写字。有个毛润之，冬天爱搞冷水浴，夏天爱搞日光浴，春天爱搞大风浴。沉默寡言的黎澍听了，也常到毛泽东搞三浴的井边和坪内散步，似乎要探索当代伟人是如何起步的。湖南省主席何键力倡复古反共，曾到一中讲“八德”。规定国文全部用古典教材，把图画课改为国画，音乐课改教京戏，体育课改教国术。黎澍则我行我素，他在课余只热衷于看古典小说和练毛笔字。1931年12月，一中学生自治会邀请作家孙俍工到校讲演，题为《文学的反抗性》，介绍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引起了黎澍对新文艺的爱好。1932年秋，他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常同李品珍、张海秋、张生力等在图书室讨论苏联小说《母亲》的新观点，漫话鲁迅、巴金反传统的新特点，评说《水浒传》、《红楼梦》人物反传统的悲剧和闹剧。1933年春，《一中学生》刊载了他的处女作《丈夫，那混蛋》，为女性鸣不平，初试了反传统的笔锋，有点独特风格。这年4月，一中社会科学研究会邀请齐鲁大学教授、美籍华人罗天乐到校讲演，一次讲《欧洲战后外交形势》，一次讲《经济制度之比较》，转移了黎澍的兴趣，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始阅读现代史和经济学。这是他后来投考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始因。1933年6月，一中爆发了反对校长彭晋云的学潮，导火线是校内体育活动受到限制，主力军是黎澍所在的普11班，急先锋是黎澍的同班好友杨隆誉（杨赓），内幕是国民党“甲派”（钻子派）和“乙派”（皮刀派）争夺校长宝座。学生不明真相，全凭“无理的反对，有理的服从”这个传统口号行事，导致全校学生罢课，向教育厅请愿。学潮是胜利了，甲派的“彭光头”被赶下了台，乙派的“好好先生”吴晦华登上了宝座。黎澍不了解吴是“乙派”，只知道“好好先生”是何健的小同乡，因而并不热衷于游行请愿，而是坐在井边看鲁迅的《呐喊》。1934年1月，师9班因为反对国民党的军训考试，以致全班被解散。这年5月，普14班15班因为反对国民党的军事教育，发展到全校总罢课，结果全校被解散，重新登记入学。黎澍认为“通过这两次军训事件，证明‘好好先生”比‘彭光头”更坏。搞教育的人，一定要能顶住传统的压力，不可总是跟着当局的指挥捧转。”
    1934年秋，黎澍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商学系，翌年12月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一二·九”运动的爱国传统是赞许的，但对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些“左”的作法曾表示怀疑。1936年3月31日，北平数千学生举行抬棺游行，口号是：“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宋哲元！”黎澍认为这些口号不合适，没有参加游行。事后，这次游行受到了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批评，把口号改为“各党派联合起来”，“拥护二十九军（宋哲元的部队）保卫华北”！因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扣押起来了。张生力从北大三院跑到北大东斋杨赓宿舍了解情况，看见一中老同学黎澍、吴磊伯都在这里，议论纷纷，惊喜交集。报纸上说张、杨“叛变党国”，主张出兵讨伐。黎澍伸出两个手指说：“这是当代中国反传统的两员大将。”担心南京真的出兵，就会大打内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北平国民党组织火炬游行，大开庆祝会。许多“民先”队员迷惑不解，情绪低落，有些学校还发生了左右两派互相斗殴事件。这晚，黎澍、杨赓、张生力来到北大西斋吴磊伯宿舍了解情况（吴是北大“民先”队负责人之一），吴说：“可能与中共在西安的活动有关。”黎说：“可能是对传统势力的妥协。为了避免大打内战，必要的妥协是明智的。”就在庆祝蒋介石回到南京的大会上，国民党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报纸上称之为“新学联”，而把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学联称之为“旧学联”。从此，新旧学联斗争激烈，“民先”队员骂“新学联”是伪学联，“新学联”指责“旧学联”是“共产党的尾巴”。长沙一中几个老同学在北大沙滩宿舍闲谈中，吴磊伯说：“北大的湖南同学会，原有二十多人参加集会，新旧学联互骂的结果，就把湖南同学会骂散了。”黎认为骂“新学联”是“伪学联”，就难以争取广大群众。1937年五四运动纪念这天，“新学联”在“北师大”操评集会，各校“民先”队员闻讯，纷纷赶去冲击会场，高唱西班牙国际纵队的《保卫马德里》战歌。主持大会的右翼教授陶希圣见会场秩序已乱，连喊“打倒保卫马德里的卫士”！在混乱中，张生力也挨了童子军一棒，即去法商学院黎澍宿舍休息。张谈到挨打的情况时，黎说：“何必去冲击会场，右派也可以争取么。”张谈到《保卫马德里》这首战歌的作用时，黎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更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张学良原佈防在陕北边境前线的东北军，就是因为红军大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以致成班成排的东北军被吸引过去了。陶希圣决不敢高喊打倒保卫松花江的卫士。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前，北平地下党想利用青帮掩护抗日活动，动员部份地下党员去拜民国学院教授谭丕模为师。谭是大革命时的地下党员，在青帮中的班辈很高，属于“大、通、悟、学”中的“通”字辈。张生力同北大地下党员肖敏颂是在同一天拜谭为师的，属于“悟”字辈。在一次闲谈中，张曾问黎澍为什么不参加青帮？黎的回答是：“人各有志，何必依靠封建势力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