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每天的麻烦还是同新闻检查官打交道。送审的稿子大都是不准备发表的，发表的稿子都是临时赶写而又来不及送审的，检查官当然很生气。他们训斥总经理田一平，田就不得不支吾应付一番。长此下去，理应招祸。“多少是由于成都为地方势力所在，起了缓冲作用。四川地方势力的这种作用很微妙，似乎是不可忽视的，可又并不是真正过硬的。”（据《早岁》72页）《华晚》在黎澍担任主笔期间，利用地方势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地方势力帽子的掩护下，独立自主地开展一系列工作。
    1944年春，邵力子到了成都，黎澍要黄是云去采访。因为邵是青年党党魁李璜请来的，黄就去请李代为介绍一下。李满口答应，约好两天后去见邵，届时黄去找李，李说邵已经离开了成都。黄即问李为什么要用欺骗手段对付记者？李说：“这是我们搞政治的人玩的一个手段，因为我不愿意邵对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态度公开见报。”黄回报社向黎澍询问对策，黎说，这好办，你就把这事的经过写出来，这就是一条重要新闻。
    1944年秋冬之交，黎澍为了团结潘文华之子潘清洲部队积极参加抗日，曾去川陕交界的阗中地区潘部驻地，做青年军官的统战工作。事后，黎对唐振常说，躺在鸦片床上谈话，感到难过得很，不久就回来了。（解放前夕，这支部队起义了）1945年夏，蒋介石把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潘文华叫到重庆，逼他对《华报》表态，潘说他与晚报毫无关系。潘回成都后，下令将《华西日报》搬出“五世同堂”那座破庙，改派军统刘自新作社长。于是《华晚》被迫改组，准备打出民盟的牌子。但这件事必须通过名义上的社长罗忠信（原系潘文华部的参谋长）点头。于是就由记者黄是云陪同黎澍去找罗谈话。黎从国内形势谈到《华晚》当前的处境，说明《华晚》一方面需要和地方力量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又需要找个合法的党派作为保护伞，邀请民盟张澜先生出任《华晚》董事长，这两件事希望罗社长同意。罗深思了一下，说：“我们进去谈谈。”可能有些话不宜让第三者听见。两人谈完出来，两个问题都解决了。罗过去很反动，当过地方势力的宪兵头目，迫害过共产党人。自从这次同黎谈话后，明显倾向进步，不久参加了民盟。真是师公说法顽石点头。但是《华晚》之所以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主要是因为下列三件事。
    一是成都女中反对军训的报道和评论。1944年10月1日，成都市立女中学生反对军训，坚持罢课10天。校长求助于市长余中英，余遂派警察局长方超率领数百警官前往镇压。学生逃跑回散，警察追到宿舍，把有病的女生从床上拖起来，以致双方发生斗打。附近男中学生闻讯，立即赶来支援女生，展开了一场混战，结果女生被打伤30余人，被捕40余人。警察的暴行激起了全市大、中学学生的义愤，遂于10月11日爆发了万余学生的游行示威，并派代表向省主席张群提出四项要求：一为严惩凶手余中英、方超；二为负责医治受伤同学；三为解放被捕同学，保障学生人身自由；四为立即停止党化教育。张群派秘书长接见学生代表，表示除了党化教育外，其余三项全部接受。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派人冒充学生，张贴“推翻国民政府”等标语，为进一步镇压学潮制造籍口。《华报》从10月1日至11日，每天都有几篇关于学潮的报道，黎澍每天都为此事发表短评，11日还刊载了他写的社论，题为《立即停止党化教育》，以与学生游行口号相呼应。当天下午，余中英市长打电话警告《华晚》总经理田一平，说什么“老头子（蒋介石）已经两次来电话，查问《华西晚报》鼓动学生闹事的背景。”田说：“学生游行不游行，我管不着，如果《华报》报道失实，我负责任。你市政府无权干涉我们报纸的正常工作。”当时成都的四川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学生，都把《华晚》张贴在校门口，用红笔圈点标题和内容，以引起过路人的注意。“群众情绪之热烈，为一二·九运动以来所仅见。”（据《早岁》76页）。地下党员田一平，系川康绥靖公署，参议，绥署副主任潘文华的秘书，他凭借潘的势力，敢于同市长硬顶，报社同仁认为田一平是位善于同魔鬼打交道的人，常在斗争中走钢丝绳。
    二是《华晚》被捣毁事件。1945年4月，翁耘圃在李次平主编的《华灯》上，不指名的揭露“川大”夜校“用钱买大学资历”的隐私，国民党遂指使三青团大搞打砸抢抄。这月18日晚，自称“川大学生”50余人，冲进《华晚》营业部，不作任何声明，肆意捣毁报社什物、帐簿、文件、电表、电话机、殴伤职员吴德修，抢去现金10余万元。接着又蜂拥到编辑部把编辑陈伯雯拖走。其时，军警宪联合行动组魏建中团长率部赶到，责以深夜侵扰报馆，捣乱治安，拘捕未及退走的“学生”28人。次日，上午10时许，复有自称“川大夜校学生”及“升学预备班学生”共约300人，先到营业部闹了一阵，然后闯到编辑部殴打编辑陈子涛。与此同时，部分“学生”闹到《华西日报》，捣毁全部字架，打伤工人熊少清，以致《华晚》、《华日》停刊两天。此事立即引起成都各界的公愤。全市报业公会公开紧急会议、全市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理监事会，一致声援《华报》，谴责“川大学生”暴行。燕京大学19个团体、“川大”壁报联合会等15个团体，联名慰问《华晚》。文协成都分会，各县旅省同乡会，以及教育界银行界都派代表前往慰问。还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72人陆续致函致电《华晚》，表示要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经过暴徒这一闹，各界人士更加重视《华晚》了。
    三是废除新闻检查制度。1945年4月1日，是西方记者的“愚人节”，在这天发表愚弄人们的假新闻，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或污蔑，就可平安无事。编辑陈子涛在茶馆里说：“愚人节是洋大人的节日，我国崇洋媚外的人也欣赏这玩意，那就让我也开个玩笑吧。”他回到报社后，编写了一条假新闻，略谓国民党中宣部宣布，即日起废除新闻检查制度云云。不料几个月后，竟由《华晚》发起，一举把法西斯式的检查制度废除了。正当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华晚》决定掀起一个民主运动，打乱国民党顽固派的部署。黎澍连续写了几篇关于和平民主运动的社论，其中一篇是《我们对于抗战结束时期新闻业务的六项建议》，要求立即取消新闻检查制度。9月7日晚间，黎澍起草了一封公开信，8日早晨在编辑部宣读通过后，编辑记者分头出动，邀请各报社、通讯社、杂志社派代表，出席当天在《华晚》举行的座谈会，讨论通过公开信，结果获得一致赞同。《华晚》当天就以头条新闻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参加签名的有《新中国日报》、《星期快报》、《大学月刊》、《现代周刊》、《开明少年》、《川康通讯社》、《自强通讯社》等16家。公开信发表后，联署单位增加到27个。《华晚》还联合文化界出版了一个《拒检》周刊，由陈子涛主编，叶圣陶写了发刊词。《华晚》组织了成都新闻文化界联谊会，公推叶圣陶、黎澍、沈志远等7人为执行委员。并由27个发起单位发表宣言，提出七大主张，“一、取消一切出版发行的特许制度，采取备案的办法；二、取消新闻、杂志、图书的审查制度；三、撤除传递检查的办法；四、改变印刷、出版、发行的独占倾向……”正当国共两党和谈期间，拒检运动迅速发展，重庆、昆明等地纷纷响应，国民党只得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这年9月13日的重庆《大公报》，以通栏大标题发表了《中央社》消息，略谓“记者招待会昨日（十二）下午三时举行，由吴部长国桢、张参事平群主持。吴部长宣布，遵照蒋主席之指示，我政府已决定自十月一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黎澍在这场拒检运动中，有如登坛大将，指挥若定，亲手埋葬了万恶的法西斯制度。正当他满怀胜利喜悦时，突然获悉父亲海峰老人病故，又接到南方局的通知，调他去上海办报，他即于1945年10月由成都达到重庆。然后由重庆乘船东下岳阳，赶赴醴陵老家，向黎乔义、黎文明父子借钱办完丧事，处理了父亲的中药铺帐务，安排了家中生活后，即搭乘火车去汉口，从那里乘船急奔上海滩。这年底，郭沫若写了一首七绝题赠《华西晚报》：
    “五年振笔争民主，人识华西有烛龙；
    今日九阴犹惨淡，相期努力破鸿濛。”
    据《山海经》截：“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尼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楚辞》注中说：“天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衡烛而照之。”
    郭沫若把国统区的西北角喻为日照不到之处，把《华晚》喻为照亮黑暗的烛龙，实非过誉之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