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轻的总编辑
    抗日战争的历史车轮，把大批文化人和大学生推到了古城长沙。他们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原子武器”，从各个渠道冲击“土皇帝”何健在湖南经营了多年的“土围子”。作家田汉、张天翼、蒋牧良，社会科学工作者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大学生肖敏颂、曹国智、黎澍、吴磊伯等，先后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创办《前进》周刊、《民族呼声》旬刊、《火线下》三日刊、以及《大众报》等报刊，使古城长沙的抗日空气热乎起来了。黎澍主编的《火线下》三日刊，创刊于1937年11月12日，它是以工、农、商、学、兵为对象的刊物，作者是些从事实际工作的青年。由于稿源困难，人力不足，黎澍在斗室中忙得不亦乐乎。于是决定放弃独家经营《火线下》的计划，同《民族呼声》共走联合出版之路。联合前，《火线下》已出到20期，但黎没有过问《联合旬刊》的事，而是极力筹办《观察日报》。
    《观察日报》是张四开的通俗报纸，创刊于1938年1月25日。出钱办报的社长唐文燮，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民先”队员，黎澍的同乡好友。唐的父亲唐赞宇曾任何键的四路军军需处长，并同何系主要人物刘建绪（集团军总司令）、李觉（军长）、刘岳厚（皮刀派首领）等人关系密切，这给唐社长增添了一层保护色，总编辑黎澍就是利用这层保护色来开展活动的。1938年5月，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聂洪钧在报社党员会上，正式宣布《观察日报》为省委机关报。这年夏天，省主席张治中在党政联席会议上，提名唐文燮为湖南民众抗日统一动员委员会委员。当时长沙市有大小报社30余家，被邀担任委员的，只有老牌的《大公报》和新生的《观察日报》。这张报纸之所以获得党内外的重视，主要是它在湖南新闻战线上开拓了一条新路子。
    《观察日报》的特色之一，就是利用合法的传统进行合法的抗争。1938年4月29日的《观察日报》，刊载了黎澍写的一篇社论，题为《保障出版自由》。文中指出：“中国国民党‘临代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刚刚于4月4日在全国各地报纸上公布出来……本省常德方面就发生了封闭四大书店的事情。封闭的原因，据当地宣布，说是由于他们出售由汉口或长沙运来的‘反动’书籍。而这些‘反动’书籍，在汉口或长沙是被允许公开合法出售的，并不视为‘反动’而加以查禁……兹后对于合法的出版、集会、结社，应该充分保障，不得摧残。”1938年8月15日的《观察日报》，刊载了黎澍写的《湖南民众为什么还没有起来》一文，批评妨碍民众运动的几种阻力：“第一，不能保障民众合法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许多抗日救亡的书报横遭查禁，许多纯洁热情的青年横遭逮捕，许多积极工作的团体横被解散。人民希望的是领导，而所得到的是诬蔑、恫吓、拘捕、监禁、封闭、停止活动，等等。第二，大多数民众团体负责人的产生，时常不经过群众的选举……不组织或吸引群众参加工作……到后来就干脆连发动也懒得发动了。第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严重。大多数的民众团体，差不多都是一些‘救国专家’和少数‘名流’在把持，他们在这里是委员，在那里是理事……那个团体没有他们参加，便要被视为‘份子复杂’，非改组一下，把他们参加进去，不能算是健全。可是他们一经参加进去，这个团体也就随着而寿终正寝了。”第二天的《观察日报》，又发表了文抗会负责人李仲融的文章：《不应怕民众起来了》，发挥了连续作战的作风。当时省主席张治中虽然比较开明，但也不能防止C.C份子到处“钻山打洞。”
    《观察日报》的另一特色是通俗化和多样化。副刊《观察台》的编者，先后为作家魏猛克、王西彦、张天翼和罗高（张先畴），副刊《老百姓》的编者为通俗作者谌震，专栏《青年阵地》的编者为省青委于刚、李锐，专栏《经济讲座》的编者为通俗经济学者邓克生，专栏《阅读生活》的编者为《联合旬刊》主编冯秀藻、杨润湘。此外，还有“时事演义”、“抗战地理”、“社会服务”、“小朋友”等专栏。社论班子以黎澍为首，主要成员有省委宣传部长谭丕模、省委统战部长任作民、文抗会负责人李仲融、民国学院肖敏颂等。编辑部最初的几位成员都是一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都没有办报经验，也没有办报的老框框。他们的作法是向有办报经验的文化人学习，向谢觉哉早年创办的《湖南通俗报》学习，向熟练的排字工人学习，不断革新报纸的内容和形式，“几乎每天都使人们感到惊讶，并且很快被认为是国民党区颇为出色的进步报纸之一”。（《早岁》13-14页）黎澍因此被选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候补理事。
    1938年8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聂洪钧来到报社，召集三个党员（黎澍、杨赓、张生力）开会，提出批评所谓“冯、杨之乱”的问题。聂说：“有人向省委反映，冯秀藻的父亲是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委员，冯与杨润湘同托派有联系，冯、杨主编的《阅读生活》拒绝刊登原野的反托派文章，杨在《联合旬刊》上的文章有托派观点。”黎问：“为什么叫冯、杨之乱？”聂认为同托派有联系，宣传托派观点，拒绝刊登反托派的文章，就可称之乱。黎又问：“是不是党中央布置了反托派斗争？”聂说：“反托派斗争是党的传统，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黎担心会把反托派斗争扩大化，不同意在报社内部开展这项斗争。聂批评黎右倾保守，黎即据理申辩，申辩的依据是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这年3月写的《论反托派斗争》一文，文中说：“自己没有确实的证据，不要轻易指人家为托派……如果我们反对真正的托派，而误扩大对方的量和质，那就损失了自己的力量。”杨赓和张生力都同意黎的看法，聂遂拂袖而去。第二天，省委宣传部长谭丕模来报社了解情况，黎把冯杨二人写的文章的《联合旬刊》拿给谭看，谭认为原野的文章有问题，可能出自复兴社分子的手。湖南的复兴社是反托派的，这次可能利用原野的文章来试探《观察日报》的政治立场。杨的一篇文章只是观点模糊，不能扣上“托派嫌疑”的帽子。至于说冯、杨与托派有联系，只是个别人的反映，尚未弄清楚，报社可以不开展反托派斗争。“文革”期间，黎澍曾写材料为冯辩诬。1986年黎写给张生力的信中说：“冯的托派嫌疑早已勾消，中国没有那么多托派。”
    1938年10月，日军先后占领了广州和武汉，长沙盛传日军将打通粤汉线，把湖南分割为两半。因此，湖南省政府迁往沅陵，中共湖南省委迁到邵阳。刘岳厚不愿跟省政府走，决定把茶陵作为据点，以便在湘赣边境发展抗日游击战。省委代理书记聂洪钧找黎澍谈话，说他同刘岳厚的关系较好，要他同刘一道去茶陵观察动静，相机行事。刘在何键主湘期间，代表地方势力乙派（又称何键派）与甲派（又称C.C派）抗争，成为乙派领袖。何键去职后，刘即受到甲派的挤压，被排斥在省党部委员和文抗会委员之外，仅仅挂名为省参议员。刘因此而倾向中央，成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统战重点之一。刘到达茶陵后，决定出版报纸，独树一帜，取名《开明日报》，以示争取开明之意。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该报遂于1939年8月13日正式创刊了，刘任社长，黎任总编辑，编辑部人员都由黎安排。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原《观察日报》的罗高、谌震、马午等，廖沫沙（原《抗战日报》主编）也在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长沙“文夕”大火后，日军既未从岳阳南下，也未从广州北上，长沙与衡阳又成为政治和文化的集中地。加之茶陵交通不便，报纸难以大量发行，《开明日报》遂于1939年底迁到衡阳出刊。这张报纸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而存在的，它的言论表现了坚持团结抗日的政治态度，它的通讯大量采用《国际新闻社》的来稿，副刊的诗文多系讽时之作，进步倾向较为显著。金仲华在香港主编的《星岛日报》摘自开明日报的评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39年6月“平江惨案”后，湖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开明日报》的进步倾向，遂成为国民党顽固派攻击的口实。加之报纸初办时，经济困难，约定编辑经理两部人员，不论职务高低，每人每月工资一律15元（《观察日报》仅有二元），比印刷工人还少些，这也成为C.C份子的另一借口：“如果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肯这样吃苦？”打入报社的特务程××，挑拨离间，兴风作浪，说什么“刘岳厚被共党利用，做了共党的傀儡”，说什么“《开明日报》是邵阳《观察日报》的复活，替共党领导的育英儿童团鼓吹”等等，迫使黎澍不得不于1940年2月离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C.C指派便衣特务数十人冲入报社，点名捕去总编辑骆何民、编辑部出任高山、美术编辑陆田、校对魏奇英，以及排字工人、刻字工人、传达、厨工等共12人。社长刘岳厚就在这年3月27日，在报上发表四千多字的长文，标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摧残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内部。文中列举省党部负责人廖某和委员熊某，如何造谣生事，如何诬陷刘社长和编辑部同仁，极力为被捕人员辩护，驳斥他们散布的种种谣言。这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是很难见到的抗议书。报纸印完后，先送一部分到桂林国新社，交由黎澍分寄全国各地。直到这天中午，衡阳新闻检查所才看到这天的报纸，立即向报社严厉质问，并通知邮局扣发这天的《开明日报》，但是大部分报纸已经发出去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遭此突然冲击，一时也无可奈何，只得由衡阳新闻检查所以“违检”为由，罚令停刊五天。这次斗争胜利后，又增出晚刊。当时，黎澍已由桂林转移到了香港，在《华商报》兼任编辑，经常寄些剪报给《开明日报》，使报纸内容仍具进步色彩。同年10月底，国民党中宣部遂以“言论荒谬绝伦”的罪名，下令查封《开明日报》。在最后一期报纸上谌震写了一篇题为《荒谬绝伦之本报》的社论，把国民党骂了一顿。刘岳厚顶着逆流而干，挺身为共产党和进步青年辩护，以致被国民党停止了党籍，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民主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