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国新社苦斗时
    1940年5月，黎澍从长沙到达桂林后，会见了“国新社”总社几位主要负责人：社长范长江、经理孟秋江、总编辑黄药眠，他们当即邀请黎澍在总社担任经理。后经中共南方局同意，黎遂未去延安。国新社是个合作社性质的新闻通讯社，1938年10月成立于长沙，长沙“文夕”大火前四小时撤离长沙，黄药眠率领几个记者到达桂林后，在环湖路挂起了总社的牌子。黄药眠和工作人员任重、于友、高咏、张狄刚等一起睡地板，用饭桌做写字台。1940年春进入全盛时期，总社工作人员达到30人。该社对国外有英文《远东通讯》，对华侨有《祖国通讯》和《国新通讯》，对国内有《国际新闻通讯》的特约专稿。这些通讯稿在许多报纸上很有名气，稿费源源而来，解决了工作人员的“温饱”问题。该社有100多位正式社员，很多文化界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该计有300多个基本通讯员，主要来自拥有近千名会员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青记”的牌子就同国新社挂在一起。通过“小分队”式的采访活动和集体的政治业务学习，培养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新闻队伍，它不仅是些领头雁，而且是些值夜雁。通过新闻统战活动，吸收了不少的爱国人士为社友，其中有陈劭先、陈此生、杨东莼等民主人士。国新社在桂林是利用桂系统势力与蒋介石的矛盾才得以开展活动的，当时桂系军政大员李宗仁、白崇禧对抗日还较坚决，同蒋的消极抗日有些矛盾。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更和中共比较接近，支持中共的一些进步活动。“但是这具矛盾的利用是有限度的。”1940年6月，桂系转向反共，国新社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据《早岁》53页），成为特务监视的重要目标，该社大门口时常坐着一个永不补鞋且抽高级香烟的“鞋匠”。黎澍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苦斗了几个月，遂于1941年3月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将总社人员分批转移到香港、南洋和解放区去了。
    国新社总社转移到香港后，黎澍继续担任经理。香港分社负责人恽逸群原是上海的老报人，“博闻强记，下笔如流水，顷刻立就，真可算得新闻界的奇才。”（据《早岁》54页）黎澍住在九龙弥敦大道国新社办公室，常替国新社写稿，兼编《华商报》，参加香港救国会的一些活动。当时来自桂林、重庆的一批文化人，实际上大都成了难民，在那块米珠薪桂的殖民地里，生活相当艰苦。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这天早晨，全香港的人都被日机扔在启德机场的炸弹声震惊了。这天上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代表廖承志来到黎澍的办公室，邀约了住在九龙的10多位文化人到这里来谈话。廖承志沉重地说：“战争已经爆发，住在九龙的人先集中到香港去，联系方便些。下一步怎么办？等待通知”。到会的人根据这一决定，大家都收拾行李到香港去找地方藏身。黎澍同张国基住在香港干诺道中渡码头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二楼，当晚9时起，警报通晚响，探照灯彻夜照。午夜，日军开始炮击香港，一颗炮弹破窗而入，打到楼下去了，幸未爆炸。但当炮弹穿窗而过时，玻璃窗屑把二人的脸擦破了皮，以致血流满脸，二人遂决定另找地方安身。第二天上午，黎澍在皇后大道碰到骆何民，他是从湖南耒阳越狱逃来香港的《开明日报》总编辑，当即邀黎同住在铜锣湾贫民窟里。日机整天轰炸，只得到附近的防空洞里过了半个月的苦难生活。1941年12月圣诞节前夕，港督宣布投降，日军进占香港，到处抢劫财物，奸污妇女，市内食物奇缺，外地人很难买到吃的，正苦于不知如何是好。1942年1月10日傍晚，张友渔通知黎澍，次日清晨到铜锣湾码头集合，有专人护送离开香港。黎澍提个小包袱，按时来互指定的地点，遇见了胡绳、于伶、章泯三对夫妇，以及戈宝权、特伟等10多人，同乘一只木船到达九龙青山道。东江游击队干部在一个悬岩绝壁的地方，用麻绳把船上的文化人拽上去。这时，分乘几只木船来到九龙集合的，还有茅盾、邹韬奋、沈志远、恽逸群、叶以群、张铁生、袁水拍、肖敏颂、曹国智、凤子、杨刚、高汾等三、四十人，组成了一批化装成老百姓的难民队伍。他们在九龙走了大半天，才进入蛇口附近的宝安县。当晚，就在白石垅一所原是教堂的小楼安歇，并在这里会见了东江游击队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王作尧、政委林平、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等。直到这时，才算是逃离了苦难的香港。
    东江游击队分散在各个山头林深树密处，住的是用树木搭盖的草棚，睡的是稻草铺地作床。黎澍、胡绳、高汾、肖敏颂、曹国智等几个人睡在一个草寮里，用树枝撑起衬衣作蚊帐，听胡风、叶以群讲故事。有时三、五成群地躺在草地上，看邹韬奋练太极拳，听茅盾讲写作时如何观察人物的衣服鞋帽。他们在游击区停留期间，每隔两、三天就转移一次，每次转移都有武装战士护送。敌军扫荡较松时，大家在一起开过一次晚会，高级茶点是糖水煮红薯。有一次，黎澍、胡绳设法买了一块狗肉，用树枝烧着吃，突然炮声惊天动地，他们就边吃狗肉边跑路了。敌军这次扫荡很猛烈，游击队领导决定把香港来的文化人送出去，以减轻部队的负担。一位大队长在惠阳扮作“大亨”，开设旅馆和运输行，经他运送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共约800人。
    黎澍和胡绳夫妇在东江游击队停留的时间较长，因为他们到后不久，张文彬和林平要他们帮助开展对粤军的统战工作，并指导《东江民报》（后改名《前进报》）的编写活动。统战的任务是联合余汉谋部抗日，不要进攻游击区。先后对余部发出了几封信，都是黎和胡起草的，曾在《东江民报》上刊载了。《东江民报》编辑陈汉章、李铮、小蔡，原在香港国新社工作过，同黎澍、胡绳合作得很好。报纸是手刻腊纸油印的，刻腊纸的技术决定着报纸的面貌，这是黎澍、胡绳无能为力的，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报纸写社论和改稿。1942年5月，胡绳夫妇离开了游击区，从香港来的大批文化人就只剩黎一人了。黎澍为了适应新环境，决心向一位广东朋友学讲广东话。这位友人告以广东话里每两、三句中就有一句骂人的，学会了骂人，讲广东话就不难了。黎澍很不习惯这一套，但为了工作需要，只能如此这般。学了几天，加上英语注音，颇能掌握十之二、三。过了一些时候，黎澎得了恶性疟疾，队里既无医师，又无药品，还要每天转移驻地，这使他很难支持下去。副司令王作尧决定把他转移到内地去医治，遂于1942年8月派一个向导护送他到韶关，在一家中药铺里找到了乔冠华，晚间搭上直开桂林的客车，结束了一段颇为曲折和惊险的生活。这年9月，黎澍回醴陵，然后去桂林。
    1943年8月，张生力从贵州日报回到湘北安乡找党，没有找到过去有联系的地下党员，遂去桂林找黎澍联系，并和他及吴承德同车到了贵阳，留他们在贵阳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帮助他们卖掉了从桂林带来的一批书籍，其中有《列宁选集》和《大众哲学》，虽然都是土纸印的，却很受学生欢迎。他们去重庆途中，曾到桐梓保育院看望了从香港转移出来的保育生。大概在这年9月才到达重庆。黎在重庆停留了一段时间，遂去成都担任《华西晚报》主笔。
    四、“人识华西有烛龙”
    《华西晚后》（简称《华晚》创刊于1941年4月20日，它是一张以“同仁报”面目出现的四开报纸。其时正值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报纸内容以社会新闻和趣味性为主，政治上是灰色的。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43年底。总经理田一平曾于1943年春到重庆，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汇报川康部队及《华晚》情况。周问报社有什么困难，田说：“主要是缺乏骨干，还想搞一部收发报机。”田回成都半年后，周派黎澍到《华晚》当主笔，派陈白尘主编副刊，派杨德华夫妇主管收发电讯工作。黎在重庆听了张友渔介绍《华晚》情况，“颇以为有打开局面和对付复杂环境的经验自许，不怕人生地疏，一口气接受下来……倘若当时见识稍多一些，空想较少一些，大概不会认为在那样的恐怖统治下，办这么一张报纸是可取的。”“可是当时见不及此，还把它当作党的任务承担下来了。”（据《早岁》66页）
    黎于1943年12月初到达成都《华晚》，住进“五世同堂”街的一栋大破庙里。条件之差，生活之苦，都是罕见的。编辑部没有办公桌，只在房中放一张大方桌和几条长板凳，那儿有空就坐在那儿。伙食少油没酱，一把辣椒作调料，鸡鸭鱼从未现过身。报社除了供给伙食外，每个月的工资只够烟茶开支。黎澍对于这些都不在意，只是默默地工作。他对报纸的革新，第一步是去掉灰色的面纱，改为战斗的投枪。每天写几百字的《灯下谈》，针对时弊，揭露黑暗，嬉笑怒骂融于一体，常道人之所未道。作家陈白尘主编的文艺副刊，团结了成都附近一批文化人，其中有叶圣陶、张天翼、吴祖光、郁风、丁聪等人，还刊载了郭沫若、茅盾、夏衍的作品，使人感到面目一新。由于报纸色彩的改变，引起了国民党C.C份子的注视。编辑部对面的小巷里有个小茶馆，常有喝茶看报的“大学生”，坐着下棋的“小老头”，拆字算命的“睁眼瞎”，伸着手站在你身边不走的“叫花子”。《华晚》同仁每天晚饭后到这里喝茶、谈天、吹牛，那些特务份子总是围着《华晚》的人兜圈子。黎澍也入境随俗坐茶馆，特务记者何××即跟踪而来。编辑部几个同事往往故意把这个坏蛋当作取笑的对象，使他面红耳赤而去。总编辑李次平在报社内部揭露何的真面目，要大家轻视他，作弄他，使他不到一年就狼狈离开了。编辑部有个校对陆张巴，是被特务份子拉过去的，任务是监视总编辑和主笔。李次平为了作弄这个坏份子，搞了一次“扶乱”和“访鬼”。事后，陆张巴对陈肇源说：“我这阵子可把李总编辑看透了，他跟黎主笔大不相同，到底还是个大少爷脾气，电影呀、京戏呀、风筝呀，这些玩厌了，还想同女鬼交朋友，硬是把我吓惨了。”李次平听说此事，哈哈大笑道：“同特务打交道，也有使人开心的时候。”（据陈肇源的《李次平与“华晚”及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