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达庄论》不仅是研究阮籍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探讨阮籍散文创作特色不可忽略的代表性作品。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阮步兵集题辞》说：“嗣宗论乐，史迁不如，《通易》、《达庄》，则王弼、郭象二注，皆其环内也。以此三论，垂诸艺文，六家指要，网罗精阔。”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也评论说：“其见于明人所刻《阮集》者，有《通易论》、《达庄论》、《乐论》三篇。《通易》综贯全经之义，以推论世变之由，其文体奇偶相成，间用韵语；《达庄论》亦多韵语，然词必对偶，以气骋词；《乐论》文尤繁富，辅以壮丽之词。阮氏之文，盖以此数篇为至美。”②但阮籍《达庄论》究竟写作于何时，具体的写作背景是什么，应该如何理解其思想旨趣，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给以较圆满的解决。本文拟在前辈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 《达庄论》写作时间辨析
    关于阮籍《达庄论》的写作时间，学术界看法不一，主要有三种代表性意见，即正始九年(248年)说、嘉平五年(253年)说和景元元年(260年)说，这三种说法所对应的阮籍写作《达庄论》时的年龄分别为39岁、44岁和51岁。
    1.嘉平五年说
    该说较早的提出者是丁冠之先生。丁冠之认为，正始以前阮籍思想以儒学为主；正始以后，阮籍鄙弃礼法，推崇庄子。丁冠之对阮籍《达庄论》写作年代的界定即是以此为依据的。他根据《达庄论》同阮籍的另一名作《大人先生传》在“基本点上都是一致的”，从而推断《达庄论》的写作时间应基本与《大人先生传》同时或略早。阮籍《大人先生传》，丁冠之据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的考证，认为约作于正元二年(255年)至甘露三年(258年)之间。所以，丁冠之认为《达庄论》的写作不会晚于此时间，应是嘉平(249-253)、正元(254-256)之际的作品③。高晨阳先生在丁冠之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推断，认为《达庄论》应该写作于嘉平五年。高晨阳指出：
    《达庄论》的撰作时间当略早于《大人先生传》。《达庄论》对君臣上下制度尚未彻底否定，而《大人先生传》则对之持完全批判的立场。从逻辑上说，从前者到后者表现为一个思想发展过程。但《达庄论》最早也不得作于正始时期，或说早于《通老论》，很可能是在竹林七贤“并居山阳”后回到洛阳不久的一段时间内，即在魏嘉平五年(253)前后。据刘汝霖考证，嵇康与向秀锻铁于洛邑约在嘉平五年。又据《向秀别传》载，向秀与嵇康、吕安为友，作《庄子注》，“妙析奇趣，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在思想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据上推测，向秀注《庄》有可能是在与嵇康、吕安在洛阳相交一段时间。阮籍的《达庄论》不必是向秀《庄子注》影响的产物，反过来说，《庄子注》也不必是《达庄论》影响的产物。但由此可以说明，当时思想界的学术倾向已由老学转向庄学，由于学人的鼓动、张扬，遂开庄学一代学风。由此推断，阮籍撰作《达庄论》于此时，其可能性极大④。
    高晨阳《阮籍评传》后所附《阮籍年表》即将阮籍《达庄论》系于嘉平五年。由于丁、高之说年代界定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将此看法概括为“嘉平五年”说。
    2.正始九年说
    此说最早由董众在其所编《阮步兵年谱》中提出⑤。其根据是阮籍《达庄论》开头一段话：
    伊单阏之辰，执徐之岁，万物权舆之时，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往遵乎赤水之上，来登乎隐弅之丘，临乎曲辕之道，顾乎泱漭之洲。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识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怅然而无乐，愀然而归白素焉。平昼闲居，隐几而弹琴。于是缙绅好事之徒，相与闻之，共议撰辞合句，启所常疑⑥。
    “单阏”、“执徐”是我国古代的太岁纪年法。《尔雅·释天》曰：“大(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⑦董氏据此推断此文应写作于正始九年阮籍39岁之时。韩传达《阮籍评传》也同意董众的说法，并说：“阮籍作论之时，曹氏与司马氏斗争胜败之势已成，阮籍也已看到世不可为的苗头，因而处世态度已开始由入世到遁世的转变，思想上也已开始从服膺儒学转为好谈庄、老之学。《达庄论》之作于此时(指正始九年)，正是这种转变的一个标志。”⑧王晓毅也认为阮籍《达庄论》作于“正始八九年(247-248年)，即正始之音的高潮中，似乎更合理”⑨。
    3.景元元年说
    沿董氏思路而下做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新看法的是陈伯君和郭光。陈伯君在其《阮籍集校注》的《达庄论》注中，也依据上述材料推断说：“阮籍在生之年，凡五遇卯、辰之岁：一、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辛卯)、十七年(壬辰)，时年二、三岁。二、魏文帝黄初四年(癸卯)、五年(甲辰)，时年十四、五岁，三、魏明帝青龙三年(乙卯)、四年(丙辰)，时年二十六、七岁。四、魏齐王芳正始八年(丁卯)、九年(戊辰)，时年三十八、九岁。五、魏高贵乡公髦甘露四年(己卯)、五年(庚辰)，时年五十、五十一岁。高贵乡公于甘露五年五月被害，而观此文首段忧来无端，无可奈何之情绪，今假定系作于最后之一个辰年，或不远于事实。”⑩与陈伯君持相同看法的还有郭光的《阮籍集校注》。其在《达庄论》注释中说“魏少帝奂景元元年(按，甘露五年六月，改元景元)为庚辰年，辰岁当指是年”，并认为《达庄论》写阮籍“景元元年五月高贵乡公被弑后的怅然无乐的心情”(11)。陈、郭之说我们概括为“景元元年”说。
    检讨上述三种关于阮籍《达庄论》写作时间的看法，可以发现，虽然他们都意在对阮籍《达庄论》的写作时间给出明确的判断，但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却存在一定的差异。“嘉平五年说”基本没有考虑《达庄论》文中的“内证”，更多的是结合“阮籍的思想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及社会思潮”来分析的；而“正始九年说”、“景元元年说”虽然结论不一致，但除了结合时代学术、政治环境和阮籍生活思想变化外，均考虑到了文章本身的时间提示即“内证”。因此，前者我们可称为“外证”论；后者我们可称为“内外结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