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党锢事件成因的“谣言”
    范晔自称所撰《后汉书》的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尤其是诸类传的“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往往不减《过秦》篇”，较之班固《汉书》论赞，则“非但不愧之而已”①。从号称“工诃古人”的刘知几，好讥诋昔贤的王鸣盛，均对《后汉书》的论赞不吝嘉评②，则知范晔并非徒自矜炫。本文所讨论的《〈党锢传〉序》，清人王鸣盛、李慈铭亦推挹有加③。按此序主要概述党锢事件的成因、经过，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王鸣盛所谓“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自汉初“任侠之风”，到东汉后期党锢名士的“婞直之风”，历述两汉士风及其主体的演进过程，藉以明了党锢事件的历史背景及位置，拙文《侠儒论》对之已有详考④，此不赘述。
    第三部分记述两次党锢事件的爆发过程及始末，即序末所谓党事“成于李膺、张俭”。延熹九年(166)，司隶校尉李膺“收捕”并“案杀”交通宦官、教子杀人的术士张成，宦官唆使张成弟子牢脩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国生徒结党，“诽讪朝廷”，于是引发第一次党祸。建宁二年(169)，宦官又指使人上告山阳郡名士张俭与同乡结党，“图危社稷”，引发第二次党祸。直至中平元年(184)因黄巾起事“大赦党人”，党禁始解。
    第二部分则记载了三则谣言：甘陵乡人谣，汝南、南阳二郡谣，京师太学中谣语，意在揭示党锢事件的背景、成因，即序末所谓“(党事)始自甘陵、汝南”。为便讨论，先照录于下：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周福(仲进)、房植(伯武)同郡，极有可能也同县，甘陵乡人谣反映了当地对二人的不同评价以及二家宾客间的各自结党、相互攻击。自范晔将此事视为党锢之祸的滥觞(“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世学者，如唐人李德裕，北宋史家司马光，南宋史家徐天麟，下至乾嘉史学名宿赵翼，乃至近代学者，大都采信范说⑤。然而近人亦有持怀疑态度者，如吕思勉先生认为甘陵之谣“特食客之好事者为之耳，无与大局也”⑥。川胜义雄称：“我们不能认为，发生在狭窄之地的甘陵，而且还未摆脱私人色彩的这场对立，便是后来那场将全国一分为二的大运动的起源。”⑦马植杰更明确指出，本系鸡毛蒜皮之事的周、房二家互相讥揣，和后来党锢之事“并无若何关系”，范书“‘党人之议，自此始矣’的叙述，是不确切的”。马氏还认为《〈党锢传〉序》接着叙述的另两则谣言，“也是欠妥当的”，因为汝南、南阳二郡谣，只是说两位太守充分信任和重用当地贤能之士，“并不含贬斥之意”，日后太学生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之事，“与宗资、范滂等事并无若何关系”，范书在此叙入二郡谣，“亦属累赘而缺乏意义”。而且“学中语”究竟发生在何时，“范书的叙述亦模糊不清”，马氏认为应发生在第一次党锢事件之后，“范书将此太学中语提前叙述，恐怕是颠倒了时间顺序”。总之，对于将这三则谣言视为党锢事件的缘起，马氏予以否认，进而对《〈党锢传〉序》的叙述本身也提出批评，并引王先谦所说“范书《党锢传》本多疏缪”为证⑧。那么，《〈党锢传〉序》载述三则谣言究竟是“无与大局”的“累赘、无意义”之笔，还是如作者自称的另有“精意深旨”？将三则谣言与党锢事件的成因联系起来是否贴切？
    二 甘陵乡人谣与“党人之议”
    甘陵乡人谣的倾向性非常明显，歌颂“有名当朝”的河南尹房植为“天下规矩”，讽刺周福任官尚书不过依凭曾经作过当今皇上的老师，言外之意不是凭借德才，也不是通过正常选举渠道。两句谣言的句式结构和押韵节拍完全相同，朗朗上口易于传唱⑨，内容却是一褒一贬，形成强烈对比。传序但称作谣者是甘陵“乡人”，看不出他们与房家或周家有何特殊关系，似乎属于第三方的乡党舆论。但从谣言的明显倾向来看，或许是在房植一侧主导下形成的，周福一侧起而反击，遂致二家宾客“相互讥揣”、“各树朋徒”，被卷进来的乡人亦因之分成“南北部”。两汉以来乡党舆论的主体，往往是拥有众多宾客的地方豪族阶层，而类似甘陵乡邑社会的分裂，则大抵存在着两家以上具有竞争关系的豪族⑩。然而如马植杰所质疑的，甘陵乡人谣所引发的当地乡党社会及其舆论的分裂，何以被视为“党人之议”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