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清流士林舆论虽发端于乡里清议，“为乡里所弃”固为士林所不齿，但要获得全国性名声，还必须要到士林舆论中心、士名评估中心同时也是国家权威(官职)分配中心的京师、太学去游学，那里才有更多机会得到天下名士的接待和赏评，所谓“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太学)”。我们看到党锢名士几乎都有就读太学或者游学京师的履历(74)。在“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的桓灵时代，太学不再是研讲学问之地，已成为一个“英雄四集”、“处士横议”的政治批判中心。党锢前夕的延熹末年，清流势力发动的反宦官斗争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展开，与之相应的“清议”运动亦日益高涨。一方面是诸如汝南、南阳二郡谣之类的郡县乡论“转入太学”，一方面是地方上的大姓名士诸如“范滂、岑晊之徒”对京师清议运动的积极呼应与传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亲往洛阳太学参与清议运动。当歌颂清流名士官僚、贬斥宦官浊流势力的“学中语”被数万太学生“同声”传唱之时，既标志着统一的全国性士林舆论的形成，又预示着清浊势力的决战在即。
    众所周知，引爆党锢事件的是李膺于赦后违法案杀术士张成，但宦官不过是藉此事端上告李膺与“太学游士”、“诸郡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所谓“共为部党”，即指太学生与清流官僚“更相褒重”、“互相题拂”、“合党连群”；所谓“诽讪朝廷”，即指太学生“上议执政，下讥卿士”，乃至“污秽朝廷”，二者都表现为造作、传播谣言(“学中语”)。由于谣言直接指向了宦官浊流势力背后的皇帝(详下)，故致“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总之，在《〈党锢传〉序》的书写中，无论从史料的选择和排列上，还是从事件演进的逻辑进程上，“学中语”都被定位为引爆党祸的导火索。
    尽管因党祸爆发，名闻“海内”、誉满“天下”的清流名士代表人物一变而成为国家罪犯的“党人”，太学清议成为“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的“党议”，但“天下士大夫”及其舆论却更加坚定地站在党人一边，党人获得了更加崇高的声誉。当此之际，正是根据其名望大小而不是曾经的官位高低、有无，来排定党锢名士代表人物的座次，形成了三君八顾等天下名士称号序列，标志着名士群体组织化的完成。
    士林对李膺、陈蕃等党锢名士领袖人物的崇拜和追捧，所谓“太学生争慕其风”、“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75)，首先当然是出于澄清天下的正义感，但同时也还有误判形势的因素。特别是在灵帝即位之际，作为清流领袖的外戚窦武以大将军辅政，另一位清流巨擘陈蕃亦以太傅参与最高决策，党锢名士因之获得赦免。窦、陈又“引同志”尹勋、刘瑜、冯述任职枢要，征辟大批“天下名士废黜者”如李膺、刘猛、杜密、朱寓、荀昱、陈寔等“列于朝廷”，以致“天下英隽……莫不延颈想望太平”，认为天下很快就将是清流名士的天下(76)。在上述背景下，川胜义雄认为士林舆论“在政府之外对人物进行排名(指天下名士称号序列)……就好像现在的在野党，当预计将要掌握下届政府的权力时，开始着手准备政府人事”，即“建立自己的影子内阁一样”(77)，这是非常机智而贴切的比喻。可以说，当时清流名士的组织化程度臻于极限，且部分嵌入到国家官僚体系之中。地方名士群体也走向组织化，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以张俭为首的山阳郡名士称号序列，实际上这是一种模仿当时所谓“弹”(或作单、僤、墠)的闾里结社组织而成立的名士团体，故又称之为“立墠”或“相与作衣冠纠弹”。“立墠”之时还有“刻石”之举，显然也是模仿民间闾里结社(如“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宦官王甫在审问党人范滂时称“合党连群，必有盟誓”云云，山阳名士团体“刻石”之内容，想必也是“盟誓”、“约束”之类(78)。正是因为山阳郡名士组织的内部结合更紧密，体制外党派性质更明显，所以引起宦官浊流势力强烈反弹，被控告为“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即颠覆国家罪，从而引发第二次更加惨烈的党祸。
    在党锢名士的组织化过程中，察举、辟召、荐举和从学所形成的门生故吏关系，聚众讲学、诣阙讼冤等群体活动，以会葬为主的大规模集会等(79)，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最重要的还是清流名士自下而上的清议活动，促成了全国性士林舆论的形成。而士林舆论的最终表现形式或曰传播形式，则是“托以谣言”，这是天下名士称号序列得以形成的媒介。
    五 谣言的指向与范晔对党锢成因的认识与书写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从谣言了解民众意愿及政教得失的传统，“不受民氓之谣言”以至“自绝于民”，被认为是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80)。东汉时期谣言的盛行与官吏选举、考核制度有关。光武帝、明帝之际，逐步形成以民间歌谣作为考核郡国长官政绩的“举谣言”制度，“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地方长官，甚至“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81)。汉代选举以察举、征辟为主，基本标准是“经明行修”。“行修”主要依据乡党舆论的评价，“经明”则依据师友特别是太学诸儒的的评价，两种评价往往采用七言谣的形式，前者主要指向德行，后者主要指向经学造诣(82)。但无论是举谣言，还是乡里清议，都不尽是赞扬，也有贬刺的，甘陵乡人谣就是褒贬互有的典型。“学中语”以及作为三君八俊等名士题目的“七言谣”，都是不无溢美的“共相标榜”之辞，但当时既然是“名行善恶，托以谣言”，自必有讥贬之谣，否则不会“公卿以下皆畏，莫不侧席”的。值得注意的是，《〈党锢传〉序》所引谣言在内容上，批判的锋芒都是指向宦官、朝廷乃至皇帝的。
    甘陵乡人之谣表面上讥刺周福，实际上是影射周福的靠山桓帝，特别是出于私利拥立桓帝的执政外戚梁冀。汝南、南阳二郡谣歌颂的是代表乡里清议、敢于对抗当权宦官的范滂、岑晊，在《〈党锢传〉序》的语境中，对朝廷任命的太守被代表当地大姓名士势力的功曹所架空，也是持肯定态度。在“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氏”的桓灵时代，郡国长吏往往由憎恨宦官擅权进而蔑视皇权，所谓“自违诏书，纵意出入”，“违背法律，废忽诏令”，甚至有“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的“里语”(83)。三君八俊等名士的题目，只有八顾中的宗慈是赞扬其经学造诣的(天下通儒宗孝初)，其他都是对德性、才华特别是忠公謇谔的政治品质的歌颂。其中陈蕃的题目文献记载有三种，但作为定论的是“不畏强御”，按照当时人的价值观，陈蕃之“强于犯上”，是难于、高于李膺的“严于摄下”的。汉末人孔融曾与陈群(颍川人)辩论汝颍人士优劣，孔融以为汝南士胜颍川士，第一条理由就是“汝南戴子高，亲止千乘万骑，与光武帝共揖于道中，颍川士虽抗节，未有(能)颉顽天子者也”(84)。党锢之际，由于宦官是皇帝权力的延伸，宦官专权导致皇权傀儡化，浊流势力破坏选举导致国家公权私物化，清流官僚针对宦官专权的批判很自然地延伸到朝廷乃至皇帝，不畏强御，敢于犯上，上书直斥天子，甚至“污秽朝廷”，成为党锢之际“天下士大夫”最被认同的政治品质，所谓“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歙然”(85)。
    天下名士序列中八顾之首的郭泰终身未仕，八及之首的张俭官止郡督邮。党锢名士陈寔终身官止县长(且因党锢废免)，汉魏之际，他的声名却远过于官至公卿的儿子陈纪、孙子陈群，“天下以为公惭卿，卿惭长”(86)。陈寔的威望为体制外的士林舆论所赋予，朝廷和皇帝可以给他的子孙以高官显职，却不能给予社会声望，东晋南朝“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清高自矜，汉末实已见其端倪(87)。《后汉书》本传又称陈寔因党锢废免居乡，“(乡闾)有争讼，辄求判正”，“退无怨者”，号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则陈寔的社会声望，足以挑战政府司法机构的权威。当时清流名士的代表人物实际主导着士林舆论，史称“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违也。有难李君之言者，则乡党非之”；许劭“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堕于渊，清论风行，所吹草偃，为众所服”(88)。渡边义浩曾指出，“党人运动以舆论支持为背景，形成了有异于后汉国家的自律秩序”，他以党人基于乡论、独立于皇帝权力的名声作为这种“自律秩序”的体现(89)。这与本文以基于士林舆论、个人声望的天下名士称号序列，作为名士群体组织化的标志，是一致的。这一序列并不取决于入选者的官位之有无、大小，与国家的选举和任命无关，它不仅“有异于”而且对立于国家的官僚体系，然而它在士林的心目中却高于后者(公惭卿，卿惭长)。而自律秩序的形成和社会权威超过国家权力，自内藤湖南以降的日本京都历史学派，就是将之视为六朝贵族制社会的重要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