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见《太平御览》卷二六四《职官部·功曹参军》所引谢承《后汉书》，同书卷四二七《人事部·正直》亦有节引，文字略有异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35、1966页。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即作为谢承《后汉书·范滂传》佚文辑入，甚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9-130页。
    (27)《论衡·遭虎篇》称“功曹众吏之率”，又称“功曹之官”，古之“相国是也”。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26、929页。有关汉代地方行政制度史的权威研究，当推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以上所述即综据严著相关章节，第73-99、108-122、145、348-359页。严著之前较重要研究，有顾炎武：《日知录》卷八“掾属”条，黄汝能：《日知录集释》本，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369-372页。[日]滨口重国：《汉代地方官的任用和本籍地之关系》，收入所著《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1942年初出)。
    (28)《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永元五年三月戊子诏，第296页。《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5-296页。参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
    (29)如著名党人陈寔任颍川郡功曹时，“(宦官)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陈寔为维护太守的清名，直接以功曹名义署任此吏，结果他自己受到了乡党舆论的谴责(“乡论怪其非举”)。《后汉书》卷六二《陈寔传》，第2065-2066页。
    (30)如京兆杜陵人杜笃文才极高，却因“不修小节”“为乡里所废”，只好移居他乡(扶风美阳)，但为乡论所贬仍成为终生污点，以致仕途蹭蹬。《后汉书》卷八○上《文苑上·杜笃传》，卷四一《第五伦传》，第2595、1399页。
    (31)“即”，周天游《后汉纪校注》作“郎”，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8页。按：疑作“郡”。
    (32)《后汉纪》卷二二《桓帝纪》延熹九年六月条，第429页。《太平御览》卷四六五《人事部·谣》所引，第2139页。《资治通鉴》卷五五桓帝延熹九年七月条，第1788页。
    (33)《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三国志》卷三八《蜀书·许靖传》。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赏誉》“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条，以及本条刘注引《汝南先贤传》、《海内先贤注》、余氏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15-418页。
    (34)唐长孺：《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收入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5)《通典》卷一六《选举》，北京：中华书局王文锦等点校本，1988年，第388页。参上揭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32-334页，以及插于第344页后的《汉代地方官吏迁升图》。
    (36)自杨联陞的名作《东汉的豪族》问世以来，他所论证指出的东汉国家是一个“豪族政权”的观点，已成为研究者普遍接受的常识。原载《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1936年。收入杨著《东汉的豪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37)以上见《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第2510、2525-2526页；卷四九《仲长统传》，第1657页。
    (38)详见《资治通鉴》卷五五桓帝延熹八年，第1776-1785页。以及《后汉书》杨秉(卷五四)、陈蕃(卷五六)、冯绲(卷三八)、李膺(卷六七)、刘祐(卷六七)各人本传。
    (39)以上详见《资治通鉴》卷五五桓帝延熹九年，第1787-1795页。以及《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卷七八《宦者传》，卷六六《王允传》，卷六二《荀淑传》。
    (40)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三《后汉书》“党锢传”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2页。
    (41)赵翼：《陔余丛考》卷五《后汉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5-106页。
    (42)《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第2172页。辟召路佛的太守，《王允传》记作王球，事在灵帝时。《后汉纪》卷二七《孝献皇帝纪》(第519页)记作刘伟(路佛作“路拂”)，并称刘伟“受宦者赵津请托”，则事在桓帝时，有如汝南太守宗资受宦官嘱托辟用李颂为吏遭功曹范滂拒绝一样。桓帝时平原太守仅见刘瓆，若刘伟为刘瓆之误，那么由王允主持捕杀赵津，则更合情理。又《王允传》中有关路佛一事史料来源、王允任郡吏年龄等，皆有可考之处，为免枝蔓，不赘。
    (43)《后汉纪》卷二二《桓帝纪》延熹九年六月条，第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