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帝即位伊始擢任自己过去的老师，在尊师重学的东汉是很正常的(11)。但桓帝刘志以蠡吾侯人继大统，却是内朝外戚和外朝清流官僚激烈博弈乃至生死搏斗的结果。执政的外戚梁冀鸩杀质帝后，拟拥立其妹夫刘志，太尉李固、光禄勋杜乔等重臣却力主拥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双方在朝议时公开冲突，矛盾日趋激化。而李固曾表荐房植，顺帝当即下诏征用，房植则与杜乔共同举荐过李固的老师、其子侄有数人遭党禁的名士荀淑，还表荐过党人赵岐，因而房植显然是站在拥立清河王蒜的清流名士李固一边的(12)。至于房植的同乡周福，他以桓帝之师被重用而为乡党舆论所贬，故其站在桓帝和力主拥立桓帝的梁冀一边，而与属于梁冀政敌李、杜一派的房植相对立，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况且他与房植在乡里本来就是对手。而房、周的家乡，正是清河王蒜的封国所在(后改甘陵)，桓帝即位次年(建和元年，147)，清河人刘文“讹言清河王当统天下”，欲立刘蒜，事觉伏诛，刘蒜和一直力主拥立他的李固、杜乔，亦因此事被杀。当梁冀、桓帝终于清除了被视为心头之患的清河王及其支持者之后，恨屋及乌，遂于次年将清河郡(国)改名为甘陵，可见甘陵虽北距京师洛阳1280里之遥，却与朝廷高层的政争息息相连(13)。上述甘陵乡人谣，正是发生于桓帝帝位竞争者清河王刘蒜的封国这一敏感地区，流行于桓帝即位初年这一敏感时节。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歌谣虽然表面上讥刺的是周福，潜台词则指向周福背后的靠山桓帝、梁冀；歌谣直接推崇的是房植，其实也赞颂了与房植政治立场相同的李固、杜乔等清流(14)。易于流传的歌谣形式，极其显豁的褒贬指向，歌谣当事人与京师高层的特殊关系，使甘陵乡人谣极具新闻性，不难想见，它很快就会传播到京师，至少任职京师的周福是愿意而且有渠道及时向桓帝、梁冀传递甘陵的讯息、动向的。在这种意义上，房植、周福的“甘陵南北部”之争，实即桓帝、梁冀与李固、杜乔之争的乡邑版。李固、杜乔是党锢名士的前辈和楷模，无论政治立场上还是人脉关系上他们与后来的党锢名士都有紧密的联系。党锢名士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李膺、杜密，因二人“名行相次，故时人亦称‘李杜’焉”，当时人即以李固、杜乔相比拟(15)。魏文帝曹丕曾在代汉称帝前夕旌表二十四贤，皆为东汉后期清流名士，不少是党人(如陈蕃、李膺、杜密、王畅等)，为首的就是杜乔，李固、房植亦名列其中(16)。宋孝宗亦认为“东汉杜乔之徒，激成党锢之风”(17)。金发根发表于上世纪60年代的名作《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列有党人地域分布表，李固、杜乔皆在表中(18)。综据上述，将梁冀与李固、杜乔对立背景下的甘陵“南北部”之争与后来的党锢事件联系起来，不算牵强。
    在甘陵“南北部”之争中，房、周“二家宾客，互相讥揣”的具体内容今已不可知。《资治通鉴》卷五五桓帝延熙九年七月条胡注释“讥揣”一词：“揣，度也，量也；度量其轻重长短而为讥议也。”则“讥揣”是一种党派间互揭对方之短、各扬己方之长的舆论宣传(19)，甘陵乡人谣正是这样一种抑人扬己的“讥议”。党锢事件中所谓“党议”也是如此。袁宏《后汉纪·桓帝纪》延熙九年九月条载党锢之祸爆发，称“诏收(李)膺等三百余人……其所连及死者不可胜数，而党人之议始于此矣”(20)。今细绎袁书，可知这里所谓“党人之议”，系特指党祸事件前后，“(太学)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讥卿士”，“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前者是抑人，后者是扬己。《后汉书·窦武传》载窦武上疏为党人辩护，其中有“近者奸臣牢脩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云云；《党锢传》载魏朗因陈蕃荐举“征为尚书，会被党议，免归家”，尹勋“上书解释范滂、袁忠等党议，禁锢”，以及“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云云。上引中所谓“党议”，皆指党锢名士“激扬名声、互相题拂”的扬己和“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抑人，特别是后者，即对宦官浊流势力的“贬议”、“横议”，当时又称为“清议”。如所周知，“清议”又称“乡里清议”、“乡论”，本指汉代乡举里选中的乡党舆论，故甘陵乡人谣既是名符其实的“乡里清议”，又是抑人扬己的典型“党议”。就其间接指向以桓帝、梁冀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而言，说它是后来“诽讪朝廷”的“党人之议”的先声，实不为过。
    倾向于房植一派的甘陵乡人谣既被视为“党议”滥觞，与之对立的周福宾客对房植的“讥揣”，也同样应是“党议”，只是由于周福一派背后有朝廷权要甚至皇帝作靠山，与之对立的房植一派才被视为君主体制所深忌的“党”，这一派的议论才被视为攻击当局的“党议”。尽管甘陵乡人谣发生之后近二十年，党锢事件才爆发，但当年的甘陵“南北部”之争仍被重新提起。《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
    弼迁尚书，出为平原相。时诏书下举钩党(按：《通鉴》将此事系于第一次党锢之祸次年)，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弼独无所上。诏书前后切却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传责曰：“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近国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独无？”
    所谓“钩党”，是党锢事件中对党人的专称(21)。当时史弼坚称平原国无党，无一上报，以至被举奏，据本传，史弼“以俸赎罪”才免于牢狱之灾，然而有赖于他的保护，得以“济活”的平原“党人”竟达“千余人”之多。甘陵郡却无此幸运，多年前的甘陵“南北部”之争仍被立案查处，看来桓帝仍对当年甘陵乡人谣耿耿于怀，乃因此谣含有对其帝位正当性的怀疑。
    甘陵“南北部”案共法办了多少“钩党”，今已不得而知，揆以邻郡平原本应涉案的党人数以千计，甘陵被追认为“钩党”的必不在少数，但其首犯，则应是房植无疑。植“有名当朝”，位至三公，但史无专传，后嗣无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述唐代名相房玄龄世系，工溯至尧子丹朱，以朱封地房为氏。继称：“(丹)朱生陵……陵三十五世孙钟……生沈，沈十二世孙汉常山太守雅，徙清河绎幕。十一世孙植，后汉司空。植八代孙谌，随慕容德南迁，因居济南。”(22)则汉末下至魏晋，未见房植后嗣。我颇怀疑这是因为房植及其子孙遭罹党祸之故。前文谈到，房植是建安末年曹丕所旌表的二十四贤之一，在魏明帝为各贤撰写的“甄表状”中，对房植评价极高：“少履清苦，孝友忠正。历位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靖恭衮服。虽季文相鲁，晏婴在齐，清风高节，不是过也。”(23)可见其品德政绩，当得起甘陵乡人谣“天下规矩”的题目(24)，堪与党锢名士八俊之首李膺的题目“天下模楷”媲美。《艺文类聚·职官部·司空》载有蔡邕所撰《房植(“植”作“桢”)碑》，略云：“言非法度不出于口，行非至公不萌于心。……枉丝发、树私恩不为也；讨无礼、当强御不避也。是以功隆名显，在世孤特，不获恺悌宽厚之誉。……邪慝是仇，直亮是与，刚则不吐，柔则不茹。”(25)其正直刚硬、不畏强御的形象跃然纸上，堪与三君之末陈藩的题目“不畏强御”作比。甘陵乡人谣并不欣赏依靠与皇帝关系而显达的周福，更敬重以品德为“天下规矩”的房植，这正是清议和“党人之议”的特色。上文谈到，《后汉纪》所谓“党人之议”，特指党锢事件前后清流名士批判宦官浊流势力和共相标榜互题称号的清议风潮--一种扬己抑人的党派舆论宣传，而《〈后汉书·党锢传〉序》则将桓帝初年的甘陵乡人谣视为“党人之议”的起始。无论从甘陵乡人谣的“党议”性质，还是从党祸事发后桓帝和当权宦官仍下令在甘陵“考南北部”，将房植一派作为党人查处，都表明成书晚于袁宏《后汉纪》近半个世纪的范晔《后汉书》，在党祸缘起的判断上更具慧眼，更符合党锢事件的实际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