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学中谣语与党锢名士的称号序列及组织化
    “学中语”产生、流行的场所，是京师洛阳的太学，主体是以郭泰、贾彪为首的三万余“太学游士”，以及“诸郡生徒”，他们与清流官僚李膺、陈蕃、王畅等“更相褒重”，“学中语”即是对三人的标榜。下面就“学中语”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其一，关于“流言转入太学”。
    《〈党锢传〉序》在记述汝南、南阳二郡谣之后有一句过渡语--“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表明紧接着叙述的太学生的清议运动及“学中语”的产生，是二郡谣“转入太学”的结果，反映了太学生对地方反宦官斗争的呼应和声援。就《〈党锢传〉序》中的语境，二郡谣是赞扬太守宗资、成瑨推功任善，功曹范滂、岑晊不畏强权打击宦官的(44)，“学中语”所褒扬的三位清流官僚，也都是不畏强御反抗宦官、道德才能闻名天下的士林楷模。《后汉纪·桓帝纪》延熹九年九月条：
    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讥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托以谣言(下略)。
    “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云云，表明以范、岑为代表的地方大姓名士，对京师太学舆论的遥相呼应与积极互动。名士集中的颍川、汝南、南阳等地毗邻洛阳，交通便捷，当地名士与京师的交流和互动自然更加方便和频繁。据上引，正是由于汝南、南阳等地名士及其乡论与京师太学生及其清议运动之间的交流和联动，促成了“婞直之风”的广泛传播(“天下翕然”)。《后汉书·申屠蟠传》曾如此描述当时太学生的动向：“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按：即儒学)将兴，处士(按：指太学诸生)复用。”(45)范滂被称为“京师游士”，可见他至少一度亲赴洛阳参与、引导太学生的清议运动，以至“太学生争慕其风”。由此可知《〈党锢传〉序》所谓“因此流言转入太学”就不仅仅指汝南、南阳二郡谣，还包括范滂、岑晊等人“非讦朝政”的言论。无怪牢脩上书所列五名党人核心成员中就有范滂、岑晊；党锢事发后陈蕃上疏为党人伸冤，所列三位代表性党人中亦有范滂(46)。
    其二，学中谣语和天下名士称号序列的产生时间。
    《〈党锢传〉序》所载党锢爆发前后的相关事件依次为：甘陵谣--汝南、南阳二郡谣--学中谣语--第一次党锢事件爆发--党人被赦归田里，禁锢终生--天下名士三君八俊等称号序列形成--宦官使人告发山阳张俭与同乡别相署号、立墠结党，第二次党锢事件爆发。《资治通鉴》所载上述事件顺序亦本于《〈党锢传〉序》。二者都明确将“学中语”记于第一次党锢事件前，名士称号序列形成记于党锢事件后。关于党锢事件爆发的具体时间，《后汉书·桓帝纪》系于延熹九年末，不详月份。《资治通鉴》系于延熹九年七月(47)。《后汉纪》则系于延熹九年九月，然后记“学中语”，继云“又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之目”，则“学中语”与名士称号系列二事，似同时发生于党锢事件之后。不过一个“又”字，表明二事有先后之别，不排除《后汉纪》将“学中语”追记于此(48)。将二事连类记述的，还有成书时代约略与《后汉纪》相同的袁山松《后汉书》：
    桓帝时朝廷日乱……太学生三万余人，榜天下士，上称“三君”，次“八俊”……因为七言谣曰：“不畏强御陈仲举，九卿直言有陈蕃。天下模楷李元礼，天下好交荀伯条，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冰楞王秀(朱季)陵，天下忠平魏少英，天下稽古刘伯祖，天下良辅杜周甫，天下才英赵仲经。”(49)
    则名士称号序列(“榜天下士”)与“学中语”(“七言谣”)至少是同时产生的，甚至“七言谣”还是因“榜天下士”而“为”的。考虑到袁山松书已佚，这是《太平御览·人事部》的“谣”类所摘引的，摘引者关注的重心在“谣”上，至于“七言谣”与“榜天下士”是否同时，二者是在党锢事件之前还是之后，对摘引者来说可能并不重要，所以我们不能据此断定“学中语”、名士称号序列及党锢事件三者的时间前后关系。
    《〈党锢传〉序》及《资治通鉴》所列三者间的时间顺序--“学中语”→第一次党锢事件→名士称号序列，就二书自身的文脉和逻辑来看，是合理自洽的。当反映地方官反抗宦官浊流势力的二郡谣传入太学，在朝清流官僚陈蕃、李膺等积极声援和呼应之时，太学生发动了以造作“谣”语为主要手段的清议运动：一方面赞扬所“推先”的清流官僚，一方面“上议执政，下讥卿士”，形成万众一声(“太学生三万余人”“同声高论”)的全国性统一舆论，遂促成第一次党祸爆发。以李膺为首的党人皆“天下名贤”，进一步强化了清流的内部认同，“海内诸为名节志义者皆附其风”，无不以名在党人中为荣(50)。后党人被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膺等虽免废，名逾盛”，从范滂出狱后南归时“汝南、南阳士大夫(至京师)迎之者数千”的盛况可以想见。党人失去了官职，却得到了誉满天下的盛名。于是“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为之称号”，逐渐形成所谓三君八俊等天下名士称号序列。然而由于“学中语”与名士称号序列之间的密切联系，史书或将二事连类记述(如上引《后汉纪》)，从而形成二事同时发生的错觉。马植杰先生之所以认为“范书将此太学中语提前叙述恐怕是颠倒了时间顺序”，恐怕就是将“学中语”与名士称号序列视为一体从而认为二者同时发生所致。
    其三，天下名士序列的称号、题目、名次的形成及其变化。
    关于“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党锢传〉序》已详载其称号(君、俊等)、名次，题目则只见到李膺、陈蕃、王畅三人的(即“学中语”)。如上所述，“学中语”和名士称号序列并不是同时产生的，所以“学中语”的三个题目，第一是八俊之首的李膺，第二却是三君之末的陈蕃，第三又是八俊之四的王畅，可见题目与称号、名次并不相应。
    实际上党锢名士代表人物的称号、题目、名次，以及三者整合为一个体系化的序列，都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只因范书之前的诸家《后汉书》均已亡佚，《〈党锢传〉序》所载名士称号序列，才被认为是最标准的版本。仍存完本的袁宏《后汉纪》称太学生“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之目”，而无八厨，或以为袁纪脱误(51)，其实未必，如山阳郡的名士称号序列就只有“八俊”、“八顾”、“八及”。上引袁山松《后汉书》所列党锢名士称号，与《〈党锢传〉序》完全相同，但所列十个题目(七言谣)，陈蕃一人二目，只有八俊而无八顾、八及、八厨之目。陶渊明《集圣贤群辅录》(一作《四八目》，“目”实即题目之“目”，以下简称《群辅录》)，列有《〈党锢传〉序》所谓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的官爵(52)、郡县、姓名及字，各人名下附注其题目(七言谣)(53)。这是有关党锢名士称号序列最为完整的记录。如名士题目，除八俊见于袁山松《后汉书》佚文，个别人见于《〈党锢传〉序》、《后汉纪》外，其余都是仅见于此书。其称号全同《〈党锢传〉序》。各称号组成人员亦大体相同，唯“八顾”、“八及”、“八厨”各有一处出入而已(54)。其中“八俊”诸名士，《群辅录》不仅与稍后的范书、稍前的袁山松书完全相同，与更早的孙吴薛莹《后汉记》也基本相同(55)。但名次却是异多同少，以《群辅录》比对《〈党锢传〉序》，“三君”有2人不同，“八俊”、“八及”各有6人不同，“八顾”只有1人相同，“八厨”则无一相同。袁山松《后汉书》佚文、薛莹《后汉记》佚文所列八俊名次，亦各不相同。《后汉纪》则称“陈蕃为三君之冠”，王畅为“八俊之首”，亦迥异于《后汉书》。上述可见，东晋刘宋间，甚至上溯到三国时代，党锢名士序列的称号及其组成人员是相当稳定的，但序列中的名次却并不稳定。《世说新语·品藻》第1条：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