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胜义雄以汉末徐无山中为数五千余家、规模相当于“郡”的田畴集团为例，构建了乡县、郡国、中央三个层次的“乡论环节的重层结构”的典型模式。又称在汝南、颍川、山阳等“清议之士”集中的郡国，在第一层次乡论基础上形成了第二层次乡论(并举山阳郡张俭为首的“独自的名士等级”为例)。第二层次乡论又“在太学生的舆论影响下，组成了全国规模的‘三君’、‘八俊’以下的名士等级”，形成了“第三层次乡论”，即“贵族社交界”。川胜氏意在指出，九品中正制度即是“建立在民间形成的乡论重层结构之上的”，因而他认为党锢之际的清议亦即“乡论”的结构，“潜藏着认识魏晋贵族制社会的钥匙”(90)。上揭安部聪一郎论文曾指出川胜义雄是根据魏晋人的东汉史理解，来讨论党锢事件及清流名士在魏晋贵族制社会形成中的作用的，这样势必与实际的东汉历史相脱离。川胜氏“乡论环节的重层结构”，的确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党锢传〉序》的谣言系统。
    《后汉书》所载各种谣谚多达九十余例(91)。范晔《〈党锢传〉序》中通过三条谣言，来展现清议由乡县而郡国而京师太学进而形成全国性士林群体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天下名士称号序列的历史过程。自然形成的民间谣言，其创作主体、形成时间乃至传播过程往往难以稽核，事实上甘陵乡人谣的产生也只能大致确定在桓帝即位初年，具体年月既不得而详，范晔将之视为“党人之议”的开始，与党锢事件的正式爆发相隔了近二十年。汝南、南阳二郡谣原本对范滂、岑晊意有讥贬，但在《后汉书》的语境中，或者说范晔通过对相关史料的重新编排，却纯是赞扬之意(92)。学中谣语的产生时间、内容，在学中谣语基础上形成的天下名士称号序列的形成时间，名士的称号、题目及名次诸方面，《〈党锢传〉序》与其他文献的记载颇有歧异，甚至不无矛盾，但就《后汉书》本身而言，却是前后一致、因果联系井然的。总之，《〈党锢传〉序》关于三段谣言的记述，以及作者通过这种记述所展现出的党锢事件的成因、背景，是大体自洽的，但与其说这是党锢事件成因、背景的如实再现，不如说是范晔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逻辑通过对已有史料进行弃取、增删、组编而建构出来的历史图景。由于时代睽隔和原始史料散佚，今天已很难测定这一历史图景与实际历史之间的重合程度了。
    与《后汉书》同时成书，以礼赞党锢名士“陈仲举言为世则，行为世范”开篇的《世说新语》，在川胜义雄看来，是“一部记载了(门阀)贵族社会繁荣的著作”，也是一部在门阀贵族体制由盛转衰之际，隐藏着“对逝去时代的眷念”、“告别那灿烂往昔的书”(93)。处在同一时代的范晔，对门阀士族的前辈党锢名士“不畏强御”、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悲凉激壮之笔”出之，景仰赞叹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千载之下读之凛凛犹有生气”。可以说，后世所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的历史印象(94)，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后汉书》(特别是书中描述的党人形像)形塑的。门阀士族的人物风流，“颉颃天子”的自命清高，在范晔的时代尚存流风余韵，但发端于党锢时代的门阀贵族体制特征--大姓高门依凭“乡论清议”获得政治经济特权及勇于“抗上”甚至凭陵皇权的社会权威(95)，则已然明日黄花。《〈党锢传〉序》对乡论清议的结晶--七言谣题目及其相关的天下名士称号序列的书写，既是对党锢事件成因的一种建构，也是对已逝的门阀贵族社会黄金时代的一曲凭吊。范晔之明显倾向于党人，可能受到作为《后汉书》主要史料来源的《东观汉记》的影响，因《东观汉记》在桓帝、灵帝时期的编撰增补者不少是党锢名士，“他们的态度自然是右袒本身，力斥浊流之非了”。范书之前的诸家后汉书都是“采《东观汉记》的材料而成书”，范晔《后汉书》又是“删众家《后汉书》”而成，因而也就间接继承了《东观汉记》对党人的偏袒立场(96)。尽管《后汉书》中关于党锢事件的记述都是有史料根据的，但是范晔在当时所能见到的远比今天为多的后汉历史资料中，采信或者放弃其中哪一部分，或通过对史料重新编纂以突出或者淡化其中哪一部分，作为私人修史，又远离所记述的时代，他是有着充分的自主权的。而且他所依凭的并不是档案之类的原始资料，而是经过后人编纂过的历史著作，当他将这些编纂物作为材料来结纂一部“一家之作”时，就不仅有必要笔削润色、改动原文(97)，而且更有必要根据他对这一段历史的独特理解来消化这些材料，重新展现或曰构建东汉一代历史。正好范晔是一位既富史识又饶文才的史家，因而在对史料弃取编排和重新建构之际，体现出了很高的编纂技巧，连刘知几也赞扬他“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刘昭则称范书“良诚跨众氏”(98)。唯其如此，《后汉书》得以经过岁月的淘洗，在诸家纪传体《后汉书》中硕果仅存，另一方面，却也使许多历史面相被高超的编纂技巧所掩隐，许多历史事实被作者的逻辑体系所舍弃。本文试图从《〈党锢传〉序》中的三则谣言来重新探讨党锢事件的成因，但多数情况下只能在范晔划定的圈子里跳舞，倘能对《后汉书》逻辑体系中的，或曰作者所理解所书写的党锢事件背景及成因有所揭示，有所解释，为后来研究者还原这一事件的真实面相略尽驱除之力，则不胜欣慰之至。
    ①《宋书》卷六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830-1831页。
    ②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四《论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页。《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赞”谓知几“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4542页。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五--三八《后汉书》，对范晔论赞多有嘉评。黄曙辉点校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书首黄氏《整理弁言》谓西庄人品可议之处有二，其二是“好轻诋人”，并历举其肆意讥弹昔贤之例。
    ③《十七史商榷》卷三八《后汉书》，第266-267页。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正史类《后汉书》“和熹邓后纪论”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34-235页。
    ④拙撰《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文史哲》2011年第4期。
    ⑤《新唐书》卷一八○《李德裕传》，第5340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五桓帝延熹九年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787页。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五《职官》“党锢始末”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269页。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五《后汉书》“党禁之起”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6页。近人论著推原党事端起，亦往往援引范晔之说。如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两汉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98页；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