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疑“二人”为“士人”之误，甚是，唯其如此，“共论”陈、李功德的主体(士林)才得以明确(56)。本条刘孝标注引孙吴姚信《士纬》称“海内论之未决”，“海内”当然也是指全国士林。蔡邕的评论当是发表于汉灵帝熹平元年(172)自河平县长入朝以郎中校书东观，至熹平七年被黜戍边之际，或者在应董卓之辟入朝的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被王允所杀之际(57)。《世说新语》刘注所引《士纬》，亦见于《太平御览·人事部·品藻》，且更为详悉，其中有云：“……海内论二士有议而未决。陈留蔡伯喈云：‘……仲举为先，元礼后矣。’天下于是为定。愚思窃以伯喈未必可从也……。陆恭仲答曰：‘陈、李二君，德齐于行，才等于身，无长短之差，时人或其先后。’”陈蕃、李膺的名次之争似乎经蔡邕一言而论定，但三十多年后，孙吴姚信即不以蔡邕为然，同时人陆喜(恭仲)又以为陈、李原无轩轾。总之，早在灵帝时代党锢名士称号序列的名次就有争议，其后又有升降变化，表现为不同文献所载名士序列中的名次差异较大。
    安部聪一郎通过细密的文献考证，认为三君八俊等名士称号序列，并非党锢之际实际存在的议论言说，而是基于魏末晋初之际乃至以后的议论而形成的，直到东晋时期才逐渐被整理定型，因而它反映的不过是魏晋人对东汉史的理解。安部氏主要根据记述名士称号序列的历史文献的产生时代，来推定名士称号序列的形成时代(59)。但汉唐历史文献学也告诉我们，魏晋以降诸家后汉书无不以东汉国史《东观汉记》为母本，所谓“后汉纪传，发源《东观》”、“中兴之史，出自《东观》”(59)。如范晔《后汉书》虽是“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但在史料方面主要还是取材《东观汉记》，序论方面则对华峤《汉后书》汲取尤多(60)。而华峤《汉后书》亦是“删定《东观记》”而成，并以“文质事核”、有“实录之风”著称。袁宏同样是删改“烦秽杂乱”的《东观汉纪》，“撰集为《后汉纪》”，并“掇会”即综合利用多家后汉史著述而成(61)。中国传统史学的最高境界是“文直事核”即“实录”，亦即范晔所谓“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故上述“博采”、“裁成”、“删定”、“撰集”，“掇会”，意味着对已有史料的增删编撰，却绝非无中生有的凭空杜撰。范书既欲成“一家之作”，“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因而在已知史料中可能选择或突出一部分，舍弃或淡化另外一部分(通常是更多的部分)，来建构自己的历史图景，却不能脱离史实侈为空论。鉴于《东观汉记》全书已佚，而且该书“安顺以下”原本就“亡缺者多”(62)，鉴于诸家后汉书中后成书者总是汲取、利用先成书者，所以三君八俊等名士称号序列之见于魏晋乃至以后成书的史著中，却不意味着这一称号序列亦形成于这些史著成书之时。
    陶渊明在《群辅录》中特别指出，书中关于党锢名士三君八俊等称号序列的记述，本于《三君八俊录》，这本至迟东晋已存于世的著作，作者、成书时间皆不可知(63)。参据署名魏文帝的《海内士品》、署名魏明帝的《海内先贤传》，皆多载党锢名士及其事迹(64)，曹丕代汉前夕下令旌表、后来魏明帝又为之撰写《旌表状》的二十四贤，亦为东汉后期清流名士的代表人物，不少是党人(65)，则同类性质的《三君八俊录》也可能在汉魏之际成书。据上引《世说新语·品藻篇》、姚信《士纬》，汉灵帝时蔡邕即参与论定陈蕃、李膺在三君八俊等称号序列中的名次。多家后汉书中独以完本传世的《后汉纪》、《后汉书》，均明确记载三君八俊等称号序列产生于两次党祸之间，而第二次党锢事件，就是因山阳名士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而引爆的。考虑到主持者张俭，以及其中的刘表，亦名列天下名士称号序列之中，则山阳郡名士称号序列很可能是天下名士称号序列的仿照版。如果推测不误，原版就不应该更晚于仿照版。上引安部氏论文认为《〈党锢传〉序》所载山阳版名士序列出现于汉末是可信的，似乎也不应怀疑同书中有关天下版名士序列的记载。
    其四，谣言与清流势力的组织化。
    党锢事件中对立的双方分别是专权宦官和反抗宦官的名士群体，二者泾渭分明，不可共处，即《党锢传》“赞”所谓“渭以泾浊，玉以砾贞……兰莸无并，销长相倾”。杨联陞将东汉豪族划分为浊流豪族和清流豪族两大类：前者“富而甚无知”，“是凭借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与宦官”；后者“不甚富而有知”，为“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党锢事件不过是二者“争取政治地位的殊死战”(66)。对杨联陞说不无批判的宇都宫清吉，认为清流士人的特征是具有知识和道德，不可混同于社会经济史用语的豪族。正如浊流势力是基于物欲而结成利益集团一样，清流派则是基于清议而站在同一阵营，而清议乃是超越宗族组织、地域远近乃至身份阶层的正义舆论本身(67)。前承宇都宫氏观点的川胜义雄更加强调清议的作用，他认为清流派作为“一个具有相互联络和组织的团结体”，其形成背景是基于儒家国家理念的“大规模士人舆论”，即清议风潮，“其核心则是享有声誉的代表性名士”(68)，亦即跻身于天下名士称号序列者。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清流士大夫群体的内部认同途径及组织化过程。
    如上所述，“学中语”是太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亦即清议的结晶。当时太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故被称为“游士”、“游生”，这三万多“太学游士”乃至为数更多的“诸郡生徒”的议论，是如何被集中起来从而能“同声”在太学、京师流播的呢？
    那些得入天下名士称号序列的人物，既是太学生和士人的道德榜样，又是人伦鉴赏的最高权威。如八俊之首的李膺，“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故荀爽只因有机会为李膺驾了一次车(“御李君”)，得意之情便难以自抑。而少年孔融非冒称“通家子弟”不能得到李膺接待，李膺一句“必为伟器”的评价便使他从此名扬天下(69)。八顾之首的郭泰也是因为受到李膺特别器重而“名震京师”的，他是东汉最著名的人物批评专家，史称其“好奖训士类”，“泰之所名，人品乃定”，且“先言后验”。他常“周游郡国”，广交师友，“自西徂东，席不暇温”(70)。所到之处往往访问郡国学官、诸生(71)，品评、奖拔人物，原本默默无闻经其奖拔而成为名士者多达六十余人。在全国性士林舆论的形成中，李膺、郭泰之类领袖人物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在乡里清议和京师太学士林舆论之间的沟通、协调作用。汝南黄宪在本邦邑极负盛名，但“天下未重”，自从郭泰亲临其家拜访，称赞他“汪汪如千顷之陂”、“其器深广”难量之后，“由是名重于海内”(72)，亦即获得全国性名声。又扶风人苏不韦，其父为李暠所杀，立志报仇不遂，不得已乃杀暠妾“并及小儿”，复掘暠父冢，然而“士大夫多讥其发掘冢墓，不合古义”。后郭泰“闻而论之”，对苏不韦在弱势情况下勉力报仇给予高度评价，“议者于是贵之”，不韦遂成为名士(73)。郭泰本是京师太学生的第一号领袖(其次是贾彪)，其“周游郡国”的交游、评论活动以及对地方舆论的协调、整合工作，使郡国清议和以太学为基地的全国性士林舆论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