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天下”，孝的具体体现即是敬父，而阮籍公然倡导杀父，自然同司马氏的政治策略发生了悖逆，因此，阮籍的“失言”才会招致司马昭的厉声呵斥。好在阮籍以机智之语躲过了一次劫难。这说明，司马昭之时，阮籍与礼法之士在司马昭“府”上是经常会面并不时发生舌口之争的。总之，后期的阮籍无时不处在礼法之士的监视和围攻下，阮籍也是在与礼法之士的不断交锋中进行生存突围的。
    明白阮籍后期的生存处境，我们就可以知道《达庄论》展现的论辩情景正是后期阮籍真实生存处境的写照。如果不考虑阮籍前后期具体生活环境的变化而仅仅依据学术思潮的变迁来推断阮籍《达庄论》的写作时间，很可能陷入只知其“世”而不知其“人”的误解。
    三 《达庄论》与魏末政治形势
    那么，阮籍《达庄论》是在什么背景下写作的？背后蕴含着阮籍怎样的生活影像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对景元元年前后的政治形势进行梳理和分析。
    “魏氏之亡，始于曹爽之诛，而终于齐王之废及高贵乡公之弑”(22)。景元元年在曹魏历史上是继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之变、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废曹芳事件后又一个悲慨凄惨且荡气回肠的年份。正元元年，司马师废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面对司马氏的淫威和野心，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欲作最后的一拼。甘露五年(260年)五月戊子夜，曹髦“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并发誓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但在此关键时刻，王沈、王业临阵变卦，奔告司马昭。无奈，曹髦亲“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司马昭)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23)。可怜年轻的曹髦就这样死于乱臣贼子之手。《魏氏春秋》说是夜“暴雨雷霆，晦冥”(24)。高贵乡公被杀后，司马昭等奏请太后“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依汉昌邑王罪废故事，以民礼葬”(25)。据《汉晋春秋》记载，高贵乡公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26)。六月甲寅，司马昭立常道乡公曹奂为帝，改元景元。
    少帝曹髦被杀，在当时朝野曾引起非常大的震动。据《三国志·陈泰传》裴注引干宝《晋纪》记载，事后司马昭征询陈泰如何处理后事，陈泰直对说：“诛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问有没有其他办法，陈泰厉声说：“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甚至晋朝建立后，当时士人提起此事，还常常耿耿于怀。《晋书·庾纯传》记载，贾充与庾纯在一次酒会上发生冲突，庾纯骂贾充“天下汹汹，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汹汹？’纯曰：‘高贵乡公何在？’”又据《世说新语·尤悔》载：“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由此可以想见，高贵乡公被杀在当时及两晋士人心中留下的伤害和深深印痕。而阮籍《达庄论》则作于此年“季秋”，正是高贵乡公尸骨未寒之时，政治动荡甫定之日。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如果参照阮籍《首阳山赋》的写作动机和背景，可以肯定，阮籍《达庄论》回应的也正是高贵乡公被杀之事，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因素。
    高贵乡公被杀之时，阮籍任步兵校尉，正在京师，这一惊心动魄又悲惨的一幕他是亲眼目睹的。而且这一时期也是阮籍与司马昭过从甚密，“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的一段时光。作为当时名士的领军人物，著名的“问题”士人，在如此关乎司马氏人心向背的“时事”面前，司马氏及其党羽钟会、何曾之流不可能不关注阮籍的政治态度和表现。特殊的身份和关系，使阮籍必然成为司马氏集团重要的防范和审查对象；而特殊的事件和影响又使司马氏集团必然顾及和在意当时士人的态度和反应。所以，在这朝野震荡，人心骚动的紧要关口，对于像阮籍这样的名士来说，政治表态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这与稍后不久发生的嵇康、向秀之事颇相类似。嵇康被杀后，向秀被荐举入洛，诚如徐公持先生所说，向秀“此行的实际意义绝非一般性人才荐举，而是强迫他向司马昭当面作出政治表态”(27)。虽然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无法了解当时发生的真实情景，但可以想见，风雨过后，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阮籍与礼法之士、“缙绅好事之徒”发生像贾充、庾纯那样的碰头机会应该是极可能的。在这种场合下，自然也会涉及这令人尴尬的话题。但信守“尊卑有分，上下有等”，深恶“弃父子之礼，驰君臣之制”(28)的阮籍，面对如此大逆不道、肆意妄为之事，他又能如何呢！曹芳被废之时，阮籍的精神世界已几近崩溃，“静寂寞而独立兮，亮孤植而靡因”(29)。而今，司马氏又由废君进而弑君，所谓的“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观，九州一其节”(30)的和谐的天地社会秩序已荡然无存，而活跃在他面前的不是道貌岸然、雄心勃勃的野心家，就是“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31)，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却是助纣为虐的帮凶小人。所以，面对司马昭的政治欲望，面对礼法之士的威逼、挤兑，“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32)，身处重围又生性至慎的阮籍不可能发出“峻切”的声音，做出什么激烈的动作。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发言玄远”的方式，来传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对“时事”的看法，又不致被司马氏及其鹰犬爪牙抓住把柄。阮籍《达庄论》就是此高压气氛下不得已的产物。所以，《达庄论》中描绘的“先生”与“缙绅好事之徒”辩难的场景绝不是空穴来风的文学描写，实际是阮籍后期生活危苦处境的艺术化再现，是他与礼法之士正面交锋的曲折隐晦的生活记录。
    要之，阮籍《达庄论》真实记录了阮籍特殊时期特殊情境下的内心感受，隐含着阮籍丰富而真实的生活影像和生平情貌，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