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遇到一个问题，考订阮籍《达庄论》的写作时间，其作品本身提供的“内证”，是否可以作为判断其作品写作年代的基本依据？
    要回答此问题，有必要先对阮籍现存作品进行分析。在阮籍今存作品中，有明确系年的只有《首阳山赋》一篇，据此赋前的“序”我们知道此文作于“正元元年”的秋冬之际(12)。另外，《鸠赋》据其“序”，知其写作应在“嘉平中”之后(13)，具体时间不能确定。阮籍作品除此两篇外，其他均没有明确的时间提示。但阮籍《首阳山赋》的系年，对我们了解阮籍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心理动机确实又非常重要。“正元元年”正是司马师密谋废曹芳，曹魏政治动荡不安之际，《首阳山赋》就写作于司马师废曹芳不久。关于《首阳山赋》的写作背景和内在思想蕴含，笔者已著文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此不再赘述(14)。需要说明的是，阮籍虽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但他并不回避自己在特殊时期的思想感受，甚至可以说他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特殊时期思想感受的变迁的。由此可见，阮籍《首阳山赋》的时间系年决非率意而为，自有其深意所在，只不过采用了具有符号暗示性的瞒天过海的障眼法罢了。验之《首阳山赋》的时间提示，再看阮籍《达庄论》中明确写到“先生”的活动时间，可以想见恐怕也不会是率意为之的。在笔者看来，阮籍此处的年代提示同《首阳山赋》一样本身也具有某种暗示性。结合对《首阳山赋》(包括《鸠赋》)时间提示的分析，笔者认为，在没有其他材料可以证明阮籍《达庄论》里的时间提示是虚构的情况下，将其作为阮籍《达庄论》写作时间唯一可以依据的“内证”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判断。
    通过上述检讨分析，笔者认为，就《达庄论》的写作年代而言，“内外结合”、兼顾的研究方法应是考订其写作时间最可取的方法。也就是说，阮籍的《达庄论》必是卯、辰之年的作品，而不可能是其他时间创作的。
    这样，关于阮籍《达庄论》写作年代的界定就只有两个最可能的时间，即正始九年和景元元年。那么，阮籍的《达庄论》究竟是作于正始九年还是景元元年？诚如丁冠之、高晨阳等先生所指出的，阮籍思想性格的发展的确存在由崇儒到慕道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讲是由现实政治局势和学术思潮的相互刺激和激荡得以完成的。但具体到阮籍个人而言，如何面对现实政治危恶环境的挤压，如何解决生命生存问题，才是他“心焦”、“忧虑”的头等大事。所以，考察阮籍《达庄论》的写作年代，既不能完全离开阮籍生活的时代的政治局势、学术思潮，也不能完全忽视阮籍作为自我存在的主体心灵的幽微变化，甚至是阮籍在政治苦局面前的机变和“远识”。因此，综合阮籍的时代环境、仕宦生活、人生处境、生命幽思等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陈伯君、郭光景元元年的推断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即《达庄论》不可能作于正始九年，而只能作于景元元年。
    二 《达庄论》与阮籍后期的生存处境
    《达庄论》重点描写了“先生”与“缙绅好事之徒”的一场论辩驳难，在结构上采用的是“问答之体，与《解嘲》、《客难》略相似”(15)。但细读阮籍《达庄论》，可以发现，其“问答之体”的运用决非仅仅是结构文章的一种形式，或对前贤“设论”文体的简单模仿。作为“有意味的形式”，阮籍《达庄论》的“问答之体”实际反映和折射了阮籍后期真实的生活状态。这一点对我们考订阮籍《达庄论》的写作年代和写作背景极富启示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阮籍的生活仕历来考察其论辩驳难可能发生的环境，并进而确定《达庄论》的写作年代及其背后蕴藏的现实因素。
    据《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最早的仕宦生活是正始三年(242年)左右被蒋济征辟作掾属。但从他给蒋济的《奏记》中的话看，“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涂者之路。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16)，这时的阮籍对仕途并不热心，相反，他基本采取的是回避的态度。蒋济征辟阮籍的正始前期，曹爽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矛盾还处于酝酿阶段，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总的来讲，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风平浪静的。所以，此时的阮籍不可能视仕途为畏途而回避之。阮籍辞蒋济征辟，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阮籍自己说的身体“疲病，足力不强”，而且有“耕于东皋之阳”，“以避当途者之路”的隐逸之想。这与阮籍“时人多谓之痴”(17)的内向性格应该有很大关系。到正始后期曹爽召阮籍为参军时，政治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司马氏集团与曹爽集团的矛盾已显露天下。这时，有一定鉴识的士人均意识到形势的危恶，甚至权力中心的人物也产生了人生危殆的幽思之叹。前者如山涛，后者如何晏。《世说新语·政事》刘注引虞预《晋书》曰：“(山涛)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传宿，涛夜起踏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投传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世说新语·规箴》刘注引《名士传》曰：“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18)此时的阮籍对形势的认识也是清醒的。《晋书》本传说：“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19)这里明确说在形势最危急时刻阮籍“屏于田里”，自然就不可能与“缙绅好事之徒”频繁交往。而且从《晋书》的话来看，似乎阮籍就没有赴曹爽的召任。可以说，正始九年前后，天下矛盾一触即发，多数士人都持徘徊观望的态度，视仕途为畏途，在此屏心敛气、噤若寒蝉的情况下，阮籍既不可能有与人争辩的心情，也不可能有与礼法之士驳难的机会。要之，结合《晋书·阮籍传》和其他材料，正始年间的阮籍走的是即仕即隐的道路，因此，是不具备写作《达庄论》的条件和环境的。
    但高平陵之变后，阮籍的人生境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被司马懿征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又为司马师从事中郎；司马昭当政后，阮籍曾拜东平相，但“旬日而还”，又为司马昭从事中郎；后求为步兵校尉，直至终老逝世。也就是说，高平陵之变后，阮籍几乎没有离开过官场，而且一直浪迹司马氏之门。正如《晋书》本传所说：“(籍)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20)此处所说的“府”，即司马昭大将军府。阮籍与礼法之士、缙绅之徒的频繁接触主要在司马昭时期，其中，他与礼法之士钟会、何曾的关系颇值得我们注意。
    钟会在风云变幻的魏晋之际，扮演了司马氏爪牙的角色。虽然钟会的人生结局令人可哀，但在司马氏剪除异己的过程中，钟会之“功”则是有案可查的。钟会陷害嵇康之事人人皆知，钟会在政治生活中也曾挑衅过阮籍。据《晋书》阮籍本传记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何曾对阮籍的态度与钟会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激烈严厉。《晋书·何曾传》记载：
    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可见，在司马昭当政期间，尽管阮籍与司马昭过从甚密，并不时受到司马昭的庇护，但在礼法之士如钟会、何曾等眼中，阮籍始终是被作为异己受排斥挤兑的。
    随着“淮南三叛”(21)的平定，天下大势分晓已明，魏晋鼎革只是一个时间和时机的问题。这时对垒的双方虽还存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但力量悬殊已不可同日而语，曹魏皇室已完全控于司马昭之手，其反抗不过是作困兽斗。所以，司马氏集团要防范的已不是曹魏皇室，而是社会舆论导向和士人中的几个头面人物，如嵇康、阮籍。因此，司马昭时期的政治策略同乃父、乃兄已大不同，主要采取的是宽容与打压相结合方法。而这一策略的实施，在司马昭霸府里又具体体现在司马昭和礼法之士对名士的不同态度上。可以说，司马昭与钟会、何曾之流在这一策略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如果说司马昭对异己名士的异常表现还有一定的容忍和宽容的话，而钟会、何曾等则处处与他们为敌，时时提醒他们自己的处境。在这方面，司马昭与礼法之士之间的配合可谓相当默契。所以，从生存处境看，后期阮籍面对的真正敌人是礼法之士。当然，如果阮籍的言行超越了司马昭的政治容忍限度，司马昭也是不会姑息的。《晋书·阮籍传》就记载有这样一件事：
    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按即司马昭)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