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达庄论》寓意的人生态度
    关于《达庄论》的思想倾向，王晓毅认为与《大人先生传》的思想大相径庭，“《达庄论》的内容是道家‘先生’与儒家‘缙绅’之间关于《庄子》与儒家思想异同的辩论”，“阮籍在儒道关系上，是强调两者的同一而不是对立。他认为《庄子》与儒家名教之间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儒家探讨的是具体社会政治问题，庄子研究的是宇宙运动规律，而两者的目的却是相同的”(33)。王晓毅对《达庄论》思想意旨的概括，笔者深表赞同。
    不过，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阮籍的“达庄”即崇尚庄学精神的《达庄论》为何要调和儒道？其真实的目的何在？
    以往的研究者，认为《达庄论》是阮籍思想崇尚老庄的“转折的标志”，是阮籍玄学思想的代表作。不可否认，阮籍《达庄论》带有鲜明的玄学色彩，但也正如上文已分析的，阮籍《达庄论》同样也具有深刻的现实因素。我们不能因为其充满浓郁的玄学色彩就忽视了其背后蕴含的丰富的现实影像。所以，笔者以为，阮籍《达庄论》虽蒙有浓郁的玄学色彩，但未必是一篇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充满浪漫和玄思色彩的生活记录，是阮籍在政治危苦的特殊处境下被逼无奈而作出的带有政治表态性质的思想自白，其现实精神远远大于玄学观念。只有围绕这一写作目的，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和认识阮籍《达庄论》调和儒道的真正用意。质言之，阮籍《达庄论》是采用超以象外的写作方法，来回应特殊政治情势下礼法之士的围攻和责难，以表白自己人生态度，既具有深刻现实性又充满玄学思辨性的一篇文章。
    司马氏打的旗号是儒家名教“以孝治天下”的纲常伦理。“人伦有礼，朝廷有法”(34)，阮籍对此心知肚明。嵇康“每非汤武而薄周孔”(35)，结果夕阳鸣琴，命归黄泉。阮籍在实际生活中是聪智的，他意识到了自己叛逆的限度，虽然常有悖“礼”的行为，但他“至性过人，与物无伤”(36)，虽有违“礼”之行，却无违“法”之实。阮籍的错误主要表现在生活层面而没有触及到政治原则问题。这不仅是司马氏庇护阮籍的原因，也是阮籍得以寿终的“聪明”所在。阮籍《达庄论》的调和儒道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他无奈下的“聪明”选择。
    《达庄论》首先是从宇宙意识入手进行讨论的。他认为，宇宙世界作为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首先具有的是“一体”性特征，但同时它又呈现出“殊物”性特征。如土，“平谓之土，积谓之山”，水，“通谓之川，回谓之渊”(37)，是“一体”与“殊物”的互存关系，而礼法之士则硬将二者分开看待，结果导致“结徒聚党，辩说相侵”。所以，在《达庄论》中，阮籍从“万物一体”的宇宙意识的高度对儒道存在形态进行了论述。首先，在宇宙和谐本体层面上强调二者之“一体”性；其次，在世俗观念层面也即从礼法之士的认识层面批判其思维定势的“殊物”性。而这两个层面恰好构成“虚实”“本末”的相辅相成关系，对应的正是他要回答的现实政治时事的两个问题。
    首先，阮籍要回答的是对司马昭杀曹髦之事的态度和自己的立场。文中“客曰”的“今庄周”暗指的就是阮籍。所以，阮籍必须对曹髦事件和礼法之士的指责作出正面回应。但阮籍的“聪明”在于他避实就虚，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借调和儒道的话头表明了自己对“时事”的态度，也阐明了自己的人生立场。阮籍认为司马氏以“儒”杀曹髦，自己以“道”行世界，二者虽然表现形态完全不同，但在本体意义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事物自身发展的“自然”结果。于此，阮籍从“万物一体”的角度消弭了在礼法之士看来水火不容的两种态度，既巧妙表现了自己对时事的看法，又申述了自己的人生立场。“客”把阮籍比作今日之“庄周”，而阮籍认为，自己的人生存在方式是“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完全是个体心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同庄子没有关系，“客”把自己“同古”庄周，是“客”心守其成的虚妄指责。这样，阮籍不仅虚应了现实政治敏感问题，回应了礼法之士对自己的指责，而且也辩解了自己人生存在方式的“合法性”和“自然性”。阮籍既承认儒家“分处之教”的合理性存在，又承认道家庄周“致意之辞”的合理性存在，认为他们在最根本上是同一的，实际在说自己的行为与司马氏的行为并不冲突矛盾。应该说，这才是阮籍《达庄论》调和儒道的真正用意和目的所在。由此也可看出，阮籍的“达庄”并不是真正“达”历史上的庄子，而是现实中“形神在我而道德成”的自我，实际是在变相张扬自我的人生信念。阮籍采用调和儒道的方式来回答现实政治的棘手问题同向秀借巢许和尧事回答司马昭一样，虽巧妙玄远，都实属无奈之举(38)。而这无奈的回答，不仅表现了阮籍临场的“聪明”，同时也证明了阮籍深厚的玄学素养。
    其次，阮籍要对礼法之士的丑恶行径进行痛击。相对而言，阮籍《达庄论》对礼法之士“结徒聚党，辩说相侵”，兴师问罪的描述要比第一层面显豁得多，因为他面对的礼法之士，正是事端的挑起者，是自己现实生活的真正敌人。阮籍对礼法之士的痛击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浪漫气质，文学才华和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风格，不仅生动描写了“缙绅”礼法之士“怒目击势而大言”，咄咄逼人的威严气势，得意忘形的丑恶嘴脸，也揭露了他们在阮籍宏言慷慨面前“丧气而惭愧”的卑琐丑态。至此，阮籍《达庄论》以有形含无形，张末而应本的特殊方法化解了自己的一场人生危机，也在对礼法之士的无情揭露中张扬和捍卫了自己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可见，阮籍的《达庄论》实际是“达我”论，是阮籍面对危恶复杂的政治情势，张扬自我个性的宣言。这也许才是阮籍《达庄论》的真实意旨所在。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结论可概括如下：阮籍《达庄论》作于景元元年司马昭杀曹髦不久的“季秋”时节，其写作的直接原因是面对司马氏的政治重压和礼法之士的围攻责难，不得已对眼前发生的政治事态而作出的政治表态。《达庄论》调和儒道，是现实胁迫下的无奈选择，有其深刻的现实政治背景和指向。阮籍《达庄论》显露了阮籍在政治危恶面前的妥协性，同时，也张扬了阮籍人生选择的坚定性。《达庄论》畅神肆意，挥洒自如的浪漫文字背后，隐含着阮籍大哀无形的痛苦。《达庄论》的现实因素弥补了阮籍研究史料的不足，是研究后期阮籍人生态度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