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司马迁就正于《易传》者，就是把握《易传》中的“通变”的历史观和“原始要终”、“彰往察来”的方法论，并且把它们运用到他的历史编纂学中。我们略举数例以明之。他在《自序》中说，他著述“十二本纪”的旨趣是“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他在著述“八书”时，就是用制度史说明“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历史规律性；所谓“承敝通变”显然出自“穷则变，变则通”一语。就八书分别言之，他作《礼书》乃“略协古今之变”；作《律书》乃为了“切近世，极人变”；作《平准书》，“以观世变”。在《天官书》中说得更概括而明确：“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我们再看司马迁怎样说明“继《春秋》”的含义。有人问他：“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他引了一代“儒宗”董仲舒的话来回答。他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知……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他并且引孔子自己的话为证：“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索隐》注云：“孔子之言见《春秋纬》，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深切著明而书之”。这样看来，司马迁所继承于《春秋》者，首先是孔子所规定的历史学的性质和作用。
    在孔子看来，历史学不仅仅是叙述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行事”，而且要对它们作出“明辨是非”的价值判断，即褒善贬恶，以达到垂世立教的目的。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深刻地体会到：在进行道德教育时，如其发空论、设褒贬，不如见之于所因行事之深切著明。这意味着孔子把历史学作为伦理学的“实例教程”（object-lesson）。用现代西方史学的术语说，这是“训诲的史学”（didactic history）。这种史学观与西方19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的史学观大异其旨，后者认为历史学只要如实地重构过去事件就够了，用兰克的名言说，就是“恰如其本然地”（wie eseigentlich gewesen）叙述过去发生的事；而不对历史行事作任何价值判断。但是有的西方史学家又认为历史学既然是叙述有目的和有动机的人类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本身就是价值取向的，因此历史家在弄清人类行事的本来面目时，必须参照当时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如德国的李凯尔德和英国伯林爵士所主张者）。孔子的史学观正是这样。
    我们再看看司马迁本人怎样理解“《春秋》之义”。他在《自序》中接着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旧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他在旁的地方说：“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是以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王道备，人事浃”（《十二诸侯年表·序》）。这是司马迁对《春秋》的总纲的把握。我们将就其要点分别诠释于下。
    首先，引文中的“上”“下”二词是“古”“今”的同义语。班固就是运用这两对词汇来称赞《史记》的，他说：“其所涉猎者广博……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司马迁传》）。《春秋》也涉及古今数千年，因此，所谓“上明三王之道”就是说，孔子所涉及的古代史是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就是说孔子所写的近代史是春秋时代的人事之纪。于是，“主道备，人事浃”。所谓“三王之道”（“王道”）实指夏、商、周三代开国盛世所实行的有效的统治秩序，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礼义以为纪”。他说：中国历史从夏代以来，实行“礼义以为纪，……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礼记·礼运》）。什么是“礼”？东周学者给“礼”的标准定义是“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十一年》君子曰）。司马迁给“王道”的定义是：“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史记·乐书》，出自《礼记·东记》）。可见“礼节民心”是王道的第一义，“政”不过是礼的执行，“刑”不过是对非礼的制裁。这样看来，“上明三王之道”就是阐明三代盛世的礼治。“下辨人世之纪”就是分辨幽厉以后西周凭借“序民人”的礼所建立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现状。“人事浃”的“浃”字在这里意味着“贯通”，如《荀子·解蔽》云：“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浃万物之变”。可见，“王道备，人事浃”意味着：以夏、殷和西周的王道典型状态去辨明“幽厉后，王道缺，礼乐衰”的现状，以“浃人事之变”。就幽厉以后人事之纪被破坏的状况而言，司马迁在《自序》中举出了“诸侯瓷行，乱臣篡子滋起”的现象，他写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司马迁并列举出孔子所要明辨的重要项目是“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这几条出自《礼记·曲礼上》所提的“礼”的作用。“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可见孔子明辨古今治乱的尺度是礼义。司马迁因此断定：“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而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礼坏乐崩的乱世，所以司马迁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这个所要反回之“正”究竟是什么？一般解释为“克己复礼”，即回到西周盛世的礼治，从而断定孔子为复古主义者。但司马迁在指出了孔子明辨古今的尺度后，接着指出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存亡国，继绝世，补旧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几句话出自《论语·尧曰》，原话是：“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几句话的真谛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对它们的理解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司马迁所继承于《春秋》的历史观是什么这个重大问题。班固对它们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他说：“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汉书·律历志》）。班固所作出的“法后王”的理解是符合司马迁的历史观的，亦即符合司马迁所继承的《春秋》之义的。司马迁所说的“拨乱世反之正”一语出自《春秋公羊传》。“公羊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持有历史进步观的学派。该学派倡导了“反经行权”说（见《公羊传·恒十一年》），这一学说蕴含着“法后王”概念。司马迁在经学上是倾向《公羊春秋》的，是相信“反经行权”论的。所以他写道：“故有国者不可以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这样说来，他所说的“拨乱反正”和孔子的“补救起废”的王道，决不能理解为“法先王”的历史复古主义，而应当理解为“反经行权”的、“法后王”的历史进步观。司马迁生在孔子后数百年，知道了周代历史经过战国更大的混乱，最后因秦的统一而完全结束，他并且看到汉承秦制而开拓出的新历史时代的开端（即他所说的“天下之端自[陈]涉发难”）。这就是他赞成“权变”和“法后王”的历史根据。他于是断言：“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六国年表·序》）。
    在司马迁父子看来：在《春秋》中，孔子把三代历史基本上看成是三代之礼的不断运行过程，并且看到后一代的礼对于前一代的礼是处在相因与损益--即我们所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司马迁如是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乃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孔子世家》）。这就是说，孔子史学的对象主要是礼在三代运行的轨迹，用《礼记》中的术语说，就是“礼运”。郑玄在其《目录》中解释道：“名《礼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阳转旋之道”。孔子明确地认识到礼是随时代的变易而发展的。对于夏礼而言，“孔子善殷”，但对于周礼而言，孔子曰：“殷己慤，吾从周”（《檀弓下》）。对于夏和殷二代而言，孔子赞叹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用”。司马谈因此而断定：“《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己也”（《太史公自序》）。所谓“从周”、“褒周”是一个意义：即对郁郁乎文哉的周礼表示敬佩，亦即肯定其“后来居上”的价值。司马迁把《春秋》的逻辑结构表述为：“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所谓“据鲁”，即班固在《艺文志》中所说：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所谓“亲周”应读作“新周”。在先秦汉语中，“亲”与“故”两个词对立地使用时，“亲”即“新”。如《韩非子·亡征》云：“亲臣进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贤者伏”，其中“亲臣”就是“新臣”。司马迁以“亲周”和“故殷”（含“故夏”）相对比，这就是说，周礼对殷礼言，前者是新，后者是故；不用说，殷礼对夏礼言，也是这样。这正表明礼在三代的新故交替的运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