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司马迁的“继《春秋》”，实际上是发挥了《春秋》的微言大义，以建立自己的史学观，即认为历史的研究主题是：在时代变易的前提下，重新论述过去事件在历史客观进程中的价值或意义。在这种史学观下，司马迁不可能再以“隐恶扬善”作为《春秋》的第一义，而只能以孔子所说的“书法不隐”（实录）作为“良史”的第一义。因为历史家在一掩一扬的褒贬中，难免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高下在心”地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性。所以司马迁在历史评价方面提出了新的原则--“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就是说，历史上的行事本来是善的，就应当善其善；本来是恶的就应恶其恶。同样，本来是贤人，就应尊贤；本来是不肖之徒，就应贱视他。这意味着：从事实的判断引伸出价值判断。这样就使历史学在客观性上迈出一大步，所以汉代学者对司马迁史学的这一方面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如班固所指出：“自刘向、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传·赞》）。所谓“不虚美”即“善善”；“不隐恶”即“恶恶”。所谓“实录”，即恰如其本然地“作出事实的陈述和评价”。如上所述，所谓“正《易传》继《春秋》”，在司马迁的理解中，就是把孔子的这两部经典著作统一起来作为他的史学理论的前提。司马迁本人概括地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司马相如列传·赞》）。《史记索隐》注释云：“《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通过《易》与《春秋》而得出的“天人合德论”是两汉儒家的世界观的基本模式。班固说：“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汉书·眭两夏侯……传·赞》）。简单地说，所谓“《春秋》推见至隐”（以人事通天道）意味着：《春秋》以礼为大宗，而礼义是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礼记》中揭示出“礼，时为大”的原则（《礼器》）以及“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的史实；并且超验地认为“礼者，天地之序也；序，故群物皆别”（《乐记》）。于是《春秋》中的人事就通于《易》中的天道（指“时变”的自然观）。所谓“《易》本隐之以显”（以天道接人事）则意味着：《易》从“时变”的自然观推导出“化成”的人文观和“通变”的历史观，于是《易》的天道就通于《春秋》的人事。《易》与《春秋》的互通所导致的方法论效果就是“终始古今，深观时变”。总之，司马迁史学的理论前提是《易传》与《春秋》的天人之道。
    2.“本《诗》《书》《礼》《乐》之际”在司马迁史学中的意义
    司马迁以及汉代所有学者都认为《易传》与《春秋》是孔子的著作。至于《诗》《书》《礼》《乐》，不用说，都是孔子以前的经典。如果仅从历史学着眼，这四经对于孔子便只具有历史资料的价值。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主要说明孔子在史料学方面对这四经的运用。我们用现代史学术语说，即进行“历史选择”。当代西方学者多认为历史学是一个选择的体系，即历史家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选择出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可以把过去事件重构（reconstruct）出来的某些数据（data）。至于什么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则根据历史学家本人的史学观或历史观而大异其趣。就孔子史学而言，他的历史选择的标准就是《春秋》之义。章学诚已看到这一点，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又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大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有以独断于一心”（《文史通义·答客问上》）。章学诚所说的“笔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选择”。以下，我们分别介绍司马迁所重视的孔子对《诗》《书》《礼》《乐》所作的史料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对司马迁史学所具有的意义。
    在这四经中，司马氏父子断定孔子本人是重视《诗》与《书》的。司马谈在其遗嘱中如是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则学者至今则之”。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得较具体，他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按：《书》又称《尚书》或《书传》；所谓“序《书传》”中的“序”字不是后人所说的“作序文”的意思，而是意味着“按时间秩序编次”。司马迁认为孔子编次《书》的目的在“追迹三代之礼”，但在编次时已感到文献之不足征。再就《诗》言，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复者），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可见，孔子删《诗》的目的在于“取可施于礼义者”。司马迁在《自序》中采取了传统的《诗》与《书》在体裁上的区别说：“《书》以道事，《诗》以达意”。在我们看来，《书》是国家的档案汇编，不用说是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至于《诗》在体裁上是文学作品，即使有的诗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生活，也不过是发抒诗人的内心感受，即所谓“《诗》以达意”。司马迁在这里显然暗示人们：在以《诗》为史料时，就应当使用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的方法--即用历史家自己之“意”反思古代诗人之“志”；同时要运用孟子的“知人论世”原则，即要领悟古代诗人的感受，必先论其时代。这样，才能使《诗》具有史料学的价值。
    我们再谈谈《礼》与《乐》。实际上三代的文化是礼乐的文化，三代的政治史就是礼的历史。如司马迁所指出：“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书》）。这样说来，《礼》应当是三代史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但是，孔子研究夏礼和殷礼时，已感到文献之不足征。至于周礼。则是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的洋洋大观。但是，如司马迁所指出，“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因为“及周之衰，诸侯将踰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要在“《诗》中取可施于礼义者”，在《书》中“追迹三代之礼”的原因。
    至于《乐》作为史料而言，更成问题。汉代今文经学家认为“乐”本来就没有“经”，即只有曲谱而无歌词，经文则附见于《诗》中。汉代古文经学家则认为《乐》本来有经，因秦始皇焚书而灭亡。司马迁是倾向今文经学的，他似乎认定孔子之世根本没有《乐经》。所以他写道：“《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所以后人有“《诗》《乐》同物，亦歌亦弦”的说法。
    总之，孔子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三代，《诗》《书》《礼》《乐》当然是第一手历史资料。对于司马迁的史学而言，这四经只有助于他研究春秋时代以前的历史，而他的《史记》是从黄帝到汉武帝的中国通史。所以“本《诗》《书》《礼》《乐》之际”的含义，最好作为史料选择的原则来理解。不过，司马迁在研究先秦历史时，确实选择了《诗》《书》所提供的史料。他说：“《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史记、平准书·赞》）。所以，他在写《史记、五帝本纪》时，主要取材于《尚书》的《尧典》，再补充了《帝系姓》和《五帝德》。他写《夏本纪》时，则主要取材于《尚书》的《禹贡》、《皋陶谟》和《甘誓》三篇，再补充以《世本》中的夏世系。他在《殷本纪·赞》中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他在《周本纪》中写周初历史时取材于《诗·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文王有声》等篇什。
    但是，孔子的史料选择在原则上，如章学诚所指出，是以“笔削”来“昭乎”《春秋》之义--即“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这个原则完全适用于司马迁史学。他在《自序》中写道：“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肖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仓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蔡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为《为太史公书》，……成一家之言”。在这里，司马迁把《诗》《书》和汉初的各种档案资料（律令、军法、礼仪、章程等等）相提并论。这再次证明了我们的论断：“本《诗》《书》《礼》《乐》之际”对于他只具有史料学的意义。
    司马迁在其《自序》的结束语中，提出了他的130篇《史记》在史料选择上的方法论原则：“以拾遗补艺（《索隐》按：《汉书》作‘补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所谓“拾遗补缺”显然是就史料而言，他把这方面的方法论提高到“成一家之言”的高度，正如他从理论方面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提高到“成一家之言”的高度一样。据《史记正义》注释：“太史公撰《史记》，言其协于《六经》异文，整齐诸子百家之语……；异传，谓如丘明《春秋外传》、《国语》、子夏《易传》，毛公《诗传》等等”。这就是说，司马迁先协调《六经》与各种异传中的异文，再以此为根据去整齐诸子百家之语，因为例如“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由此可见，就史料选择的方法论而言，司马迁史学是先《六经》而后黄老，因为黄老，不用说，在诸子百家之列。
    本论文的宗旨在于论证如下三个大主题。第一，司马谈的哲学观虽崇黄老，而其史学观则崇周孔。第二，中国史学萌芽于西周的《六经》文化，至孔子作《春秋》则“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以成一经之通体”。司马氏“世典周史”，汉武帝时司马谈与迁相继为史官，故司马氏的治史家学只能以周孔之道为准则或“依《六经》之法言”。第三，司马迁通过“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而创立了他自己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结构。
    如果我们历史地证实了上述三个主题，那么也就“证伪”（falsify）了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评语--“先（崇）黄老而后（薄）《六经》”。从而关于这个聚讼千古的问题，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司马氏父子的史学原理是先《六经》而后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