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在二个多世纪中，创造出相当丰富的文化，这一点陈述先生在《〈辽代文化〉序》中说过，他指出：“辽金以鞍马建国，强朝弱附，后人往往注意当时的政治、武功，忽略文化贡献，辽代文化的研究更少。……辽代文化是祖国中古文化北方的一支，今天的文化是南北文化两系的融合的结果。”（《辽金史论集》第五集，第326 页）史学是文化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的部分，在辽代文化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十么样的角度认识辽代的史学，评价辽史学在其整个文化中的重要性。如果拘泥于以一定的史学的构成、范式，来评衡辽史学，仅仅以史著的数量多少，史官、史馆制度的严密程度，史书体裁种类状况来评价辽代史学，也许要说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从辽代史学思想以及辽史学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上看，那么可以看到辽史学的重要价值和辽史学所具有的特点。
    1985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 白寿彝先生说：“我们的史学史将来要发展为全民族的史学史，应该把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做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45页）契丹族在祖国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我们的民族的历史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契丹的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同样有重要的地位，有自己的特色。十年过去了，民族史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方面的工作不尽如人意，我们应该努力工作，确实把这一重要的学科建设起来。
    一、历史的借鉴：辽朝治国安邦的智慧来源
    在治国安邦中，历史的借鉴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是辽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由于一些精通辽汉文化的人臣的译介、传播，中原地区的史书在辽朝境内得到流传。如《贞观政要》、《五代史》、《通历》等被译介到辽朝境内；辽朝统治者很重视并提倡阅读这样的历史典籍，据《契丹国志》卷七记载：
    （圣宗）每承顺，略无怨辞，好读《贞观政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故御名连明皇讳上一字；又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尝曰：“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可见，辽圣宗对这样的历史文献不但阅读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另外一些公室大臣及其后代，包括女辈，也能读到中原地区的史书。号称是辽朝的贤女、太师适鲁之妹，“耶律氏（常哥）……读《通历》，见前人行失，历能品藻。”（《辽史》卷一百七，《列女传》）
    辽代的人君特别重视从中原地区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自己的治理社会的借鉴，他们尤其注意吸收唐、五代以及同时代北宋的盛衰的历史经验。《辽史》卷八十，《马得臣传》有一段较长的文字，记载辽圣宗重视有唐一代历史的事实，说：
    圣宗即位，皇太后称制，兼侍读学士，上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及扈从伐宋，进言降不可杀，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别议。诏从之。俄兼谏议大夫，知宣徽院事。
    时上击鞠无度，上书谏曰：
    臣窃观房玄龄、杜如晦，隋季书生，向不遇太宗，安能为一代名相？臣虽不才，陛下在东宫，幸列侍从，今又得侍圣读，未有裨补圣明。陛下尝问以贞观、开元之事，臣请略陈之。
    臣闻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罢，则挽辇至内殿；玄宗与兄弟欢饮，尽家人礼。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谓至孝。臣更望定省之余，睦六亲，加爱敬，则陛下亲亲之道，比隆二帝矣。
    臣又闻二帝耽玩经史，数引公卿讲学，至于日昃。故当时天下翕然向风，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愿研究经理，深造而笃行之，二帝之治，不难致矣。
    臣又闻太宗射豕，唐俭谏之，玄宗臂鹰，韩休言之；二帝莫不乐从，今陛下以毯马为乐，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书奏，帝嘉叹良久。
    辽圣宗期望从唐代高祖、太宗、玄宗的历史中找到历史的经验，作为治理社稷的借鉴，使自己能成为如同唐代贞观、开元圣世之君。马得臣受到重用，从他的行事中，我们看出，有唐一代的历史经验对辽圣宗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是，吸收历史经验教训，确定“降不可杀，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别议”对北宋军旅行动中的策略；二是，以“礼”理顺统治者上层中的关系。其实唐代的内部斗争相当残忍，马得臣以唐代的历史光明的一面去说服辽圣宗，睦六亲，加爱敬，致孝道。辽代的统治阶段内部斗争也是相当尖锐，但在圣宗时代，相对地说，是较为缓和。看来，马得臣的以历史事实进谏还是相当地成功。三是，人君应当勤于政事。四是，进一步学习儒家的经籍。
    再如，兼通辽汉文化的重臣萧韩家奴，以唐代的盛世历史经验，进谏圣宗要轻徭省赋，说：
    臣又闻，自有国家者，不能无盗。比年以来，群黎凋敝，利于剽窃，良民往往化为凶暴。……今欲芟夷本根，愿陛下轻徭省役，使民务农。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义，刑罚罕用矣。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皆曰；“严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盗所以滋者，由赋敛无度，民不聊生。今朕内省嗜欲，外罢游幸，使海内安静，则寇盗自止。”由此观之，寇盗多寡，皆以衣食丰俭，徭役重轻耳。……
    十三年春，上疏曰：“……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则陛下弘业有光，坠典复举矣。”疏奏，帝纳之。（《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
    可见，辽代圣宗四十九年的盛世之治，和他重视吸收唐代的历史经验是分不开的，他从唐代历史的经验中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实行轻徭省赋施政的举措、治盗之方以及依唐典处理内部关系，从而促成有辽一代的盛世的出现。
    辽朝君臣除了重视中原地区的历史经验教训外，同样以辽代的先世历史作为治理的鉴戒。还是上面提到的萧韩家奴，在用唐朝盛世历史向辽圣宗陈说施政之方的同时，又以辽朝先世的失误事实进行劝谏，史载：
    韩家奴每见帝猎，未尝不谏，会有司奏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帝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韩家奴以穆宗对，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无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韩家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帝默然。